最后，土地流转缩减了农村弱势底层。农村普通的纯农业劳动者、失去全部或部分土地且无其他就业机会和稳定生活来源的农民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构成了现今农村社会的弱势底层群体。他们大多年老、体弱、多病，社会网络资源少，外出或转换职业的技能和机会极为缺乏。他们只能从事产出微薄的简单农业和本小利微且毫无发展的家庭副业，生活基本处于温饱线上下，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威胁。这些人占农村人口的少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总数有所减少，他们是农村社会的边缘群体。

　　二、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趋势

　　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和内地大城市的城郊社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已基本形成了上述包括精英阶层(顶层)、中间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弱势底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框架，欠发达农村随着集中土地价值的再发现和土地流转的推进，也将逐渐形成这样的或类似于这样的阶层结构。关于这种已经或正在形成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态势，可做如下方面的简要讨论：

　　一是农村总体性精英阶层形成。首先是农村权力精英在土地流转过程利用法律制度的模糊性合法或非法地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后又利用职权将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创造的地位和机会进一步制度化和合法化。其次是精英联盟。代表农村经济精英的外来公司农业老板和农村自生的农民企业家在入主农村、集中土地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与权力精英竞争和博弈，以获得他们的政策支持和准入，并逐渐认识到必须与权力精英和谐共处、利益与共；权力精英为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选举政治的支持，也发现自己不能没有经济精英的合作。这样，乡村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达成了稳定的联盟。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联盟关系一经达成将会设法维持这个总体性精英集团的规模与边界，排斥其他社会群体的介入，以控制更多的资源与机会。

　　二是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土地流转引发了农村职业结构的分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和阶层结构的变迁，但土地流转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定型化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首先是不同阶层居住空问的分隔，处于顶层的乡村干部和公司老板大多拥有豪华的别墅，中间层往往聚居小区，弱势底层则孤怜地分散在凋敝的边缘村落。其次是各阶层开始有不同的衣着出行方式和休闲娱乐场所，有不同的话语空间和社交圈子，也即开始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是一种无形的阶层边界，也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二是农村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之间差异的拉大和内部同质性的加强必然强化阶层内部的认同感，从阶层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意识。三是农村阶层流动开始减少。弱势底层由于自身拥有的经济文化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都极为短缺，已几乎不可能通过政治忠诚和民主选举进入乡村权力集团，也无机会经由扩大生产和积累资本跻身为经济精英，即使外出打工或在本地当农业工人也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中间层也因为总体性精英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和他们在周围构筑起来的潜在屏蔽制度而难以实现根本性的阶层跨越。社会流动越来越限于阶层内部。

　　三是教育取代土地流转成为农村流动的社会阶梯。土地流转作为农民实现结构性流动的社会机制所具有的潜能逐渐释放殆尽后，教育作为现代农村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的地位将开始突显。布尔迪约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即教育既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教育对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再构也具有这种双重效应。农村底层社会的相当部分孩子可能受底层文化的顽固影响而永远囿于其所世袭的阶层，而只有少部分底层社会的孩子能跳出这种阶层再生产的循环。相对较多的农村中间层的孩子会在家庭赞许性期望下获得文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利用其接受教育期间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其他偶然机会，实现阶层流动。

　　三、结语

　　尽管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地权变革特别是作为地权变革新形式的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关键性意义。以往研究大多认为这时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由以市场为取向的城乡改革和以此为契机的城市化所推动的，但城乡改革和城市化又是农村地权改革诱致的结果，并且反过来推动了地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这种新型的土地流转继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成为加速农村社会分化和资源重组的又一重要动力，正在再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强化精英阶层、扩大中间层、缩减弱势底层，建构和谐合理的农村阶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