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