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哲学的影响与演进的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08-22

  第1篇:科学派自然主义认识论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可以分为三派:科学派自然主义、规范自然主义和“文化派”的自然主义等。鉴于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其中尤其是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它主要包括奎因(W.V.O.Quine)的自然化认识论、吉尔(R.N.Glere)的工具化认识论和萨伽德(P.Thargard)、保罗·丘奇兰德(Paul.Churchland)、H.A.西蒙(H.A.Simon)等的计算化认识论。本文拟就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进行分析,以期对当代科学哲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科学派自然主义认识论产生的背景

  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对怀疑论和基础论的分析和批判中提出来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近代唯理论的开创者。他对认识论的贡献在于倡导理性原则,认为理性公理是认识的起点和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他认为,“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休谟接受了笛卡尔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试图建立一种知识理论,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或化归为感觉经验。奎因称这为“激进经验论”,并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强调:“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因此,后来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等著作中通过研究自然知识认识论,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觉资料的逻辑构造。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承认不可能从直接经验演绎出科学,但可以用观察术语和逻辑一数学的辅助工具来定义科学的概念,并力图建立逻辑构造系统。然而,这些理性重构纲领的尝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因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说明,即使有自治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这样一来,激进经验论就其概念方面而言也必须被抛弃,甚至一些哲学家把这种失败看作是认识论的破产。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

  基于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认识论为目的的整体论和以建立科学主义为目的的非再生实在论的整合,(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建,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从此,以奎因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被称之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二、科学派自然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

  自1969年奎因发表《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以来的近30年,西方一些科学哲学家提出或发展了相近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观点。他们主张在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中,从探讨各门具体科学人手,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认识论问题。如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角度使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和经验化,力图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和H.A.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的计算化认识论。

  (一)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奎因在他的著名论文《自然化认识论》(1969)明确系统地说明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他认为,认识论不应从自然科学外部,相反应从自然科学内部,即利用自然科学的发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说明科学认识的合理性。特别是认识论应该与心理学、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联系,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从上述观点首先可以看出,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仍然是经验论的认识论。因为他认为“无论如何,经验论的两个基本信念一直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至今如此。其一是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其二……是词的意义的全部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其中第二个信条的依据是:“我们与皮尔士一样承认,句子的意义纯粹取决于何者将被视为它真的证据。”其次,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建立在他的整体论和科学实在论观点基础之上的。其中,他的整体论科学观是为了维护理论的科学统一性,他的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是坚持认识论自然化的基础与前提。“在他看来,所有的理论都依赖于一种假定,即世界是存在的,我们的对象世界是实在的。但我们的认识并不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点,根本不存在独立于科学与认识的实在,实在也仅仅是由科学所描述的实在。认识论所要做的是找到一条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途径,认识论从科学内部来反对怀疑论。”“哲学家与科学家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因此,他便把认识论科学化、自然化了。就是说,真理问题只存在于科学内部,存在于科学的语义学之中,而不存在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规范探讨中。在探讨知识的本质时,不是靠逻辑的论证,而是进行发生学的研究。再次,他的认识论自然化确立了心理学在认识论中的科学地位。

  对于意义问题,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把问题分成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的证据支持关系;其二是科学理论是如何从感觉证据中形成的。他用观察句子代替观察这一行为,不去谈论观察而是谈论观察语句。这样,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问题便转换成了理论和观察语句之间的关系。由于观察语句的公共可理解性,观察句子就发挥着证据的作用和语义作用。所以,只有在观察语句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评价相关的感觉证据,因为语言意义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感觉证据。于是,从感觉到观察语句的学习机制进行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就十分必要了。所以,认识论是心理学的一章,而心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一本书。由于奎因求助于心理学来理解证据观察和语义关系以及语言的学习问题,就避免了传统经验论利用观察术语和逻辑工具重构世界的做法以及传统认识论给科学提供第一原则的做法,而是把经验问题置于心理学和科学内部去解决,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地位并为今后的认识论研究奠定了心理学分析和语义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奎因在提出自然化的认识论之后,自然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吉尔对认知科学所作的探讨,从而使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走上了明显的认知主义道路。

  (二)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在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破产和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npbell.D.T)等人不足以实现使心理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以及六十年代认知科学出现对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哲学、认识论的内容和方法产生影响的背景条件下,吉尔(R.N.Glere)提出了工具化认识论思想。对于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破产来说,吉尔认为,企图寻找基础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而选择自然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包括吉尔在内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或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他倡导的是一种工具化的认识论(认识的科学论)。把科学家看作认知的人,把科学模型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描述,把模型的判断看成人类行使日常判断。他认为,“自然主义的理论选择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1988年以后,吉尔(RN.Giere)把认知科学分为: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并且这些学科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系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但是,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承接分析哲学的方法论。

  (三)认知科学中的计算化认识论

  由于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认识论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由于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而忽视合理性问题从而遭到伊弗朗和费池的批判。为此,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人便把认识论实证化,产生了计算化认识论。其中西蒙(H.A.Simon)和纽威尔(Newell)从认知科学观点来发展科学哲学,提出了科学发现规范理论,并且为科学发现制定了启发式程序;萨伽德应用计算模式和认知理论来试图理解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增长;保罗·M·丘奇兰德从计算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理论和解释的本质。

  西蒙和纽威尔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奠基人。他们从认知科学观点来发展科学哲学,提出了基于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科学发现规范理论,并且为科学发现制定了启发式程序。西蒙将心智比做信息加工系统或物理符号系统,以信息加工原理来探索人的认知机制。他将复杂的人类认知分为三个基本过程:问题求解、模式识别与学习。他的识别模式是一种“自然一认知语境”模式。这种模式识别不同于求解问题和学习,就在于它需要大量的语义知识。也就是说,科学认识是需要大量的专门知识作为背景的。这分别与格式塔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基本上一致,并且在科学研究中得到具体运用。另外,纽威尔通过对符号到行为的转化为我们展示了任何物理符号系统的一个新的特征,即内在的符号加工。他对符号系统的内在要素和功能的分析,既符号计算机的智能系统的实际情况,也大体上符合人脑的结构功能特征。西蒙和纽威尔的信息加工系统的观念和物理符号系统的假设对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兴起及发展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加拿大的萨伽德应用计算模式和认知理论来试图理解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增长。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他通过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试图解释科学中的诸如理论的概念、理论的发现和评价、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之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他曾经对自己的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感到满意,他对人工智能(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后来发现PI系统至少存在着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和观察信息的来源的问题。于是,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即“该从分布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简称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也就是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因素综合起来研究。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他认为其理由在于:“首先,在DAI中就像在诸如涂尔干这样的社会学家所作的分析中那样,有些事实具有无法化简的社会性;其次,心理学解释要依赖社会学解释,正如社会学解释要依赖心理学解释一样。再次,即使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需要用带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达;最后,相对于我们所期望的社会学向心理学的还原而言,社会现象太复杂以至于难以处理。”为此,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分布的计算系统的观点,笔杆子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由此可见,他并不否认个体认知活动的作用,其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其观点的实质在于承认科学和哲学具有连续性。但是,他的计算机模型受到特万尼的质疑。其理由在于模型能不能处理诸如高阶的直觉推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广义的知识基础和怀疑数据等等问题。特万尼的质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科学理论的发现和性质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是不能用计算机来程序化的。萨伽德等人把计算机理论泛化并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超人”,显然有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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