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M·丘奇兰德从计算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理论和解释的本质，提出了神经计算观。他在《论理论的本质：神经计算观》开篇概述了困扰着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经典方式或“语句”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确证悖论困扰着假说一演绎模型，证伪的不确定性困扰着波普的理论。为此，他认为，“语句认识论”是贫乏的，经典方法的缺陷在于它的基本假设和关联假设。经典观点不可能解释所有的学习情况，不能找到在事实的学习和技能的学习之间的任何本质联系。因此，一些哲学家主张对经典理论观如理论的“语义观”的框架作出大的修改。但是，保罗·M·丘奇兰德“认为它只是对上述涉及广泛范围的问题的一个相对较窄的反应……语义方法只是回应了现存困难的一小部分。”又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把构成理论认识活动的历史、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提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人们接受某个理论之后知觉世界的方式。对于库恩观点的反应有两派：一些学者赞同库恩转向自然主义，转向实用性的角度对知识的理解，抛弃真理概念作为认知的指针。另外一些学者批评库恩忽视规范问题，批评他的工具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以及他对知觉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某些结论的夸大。另外，对经典理论观作出反应还有完全拒绝把语句或命题态度作为认知生物的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主要代表有P．M．Churchland、P．s．Churchland和Hooker等。保罗·M·丘奇兰德认为，神经科学的发展和新的发现已经证明了神经科学的哲学相关性的主张，并证实了库恩的某些核心要素。于是，他从类脑系统的物理结构和基本活动进行概述框架的要素以及在科学哲学问题上的应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替换认识论自然化的科学派别：计算的神经科学学派。

　　三、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思想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以上我们对奎因、吉尔、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人的认识论的自然化观点作出了详尽的阐述。总体来看，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科学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同时，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它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却引起关于科学的规范性和描述性关系的激烈争论。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认知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开拓了认识论研究的新视野

　　历史主义之后，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当今科学哲学的特征就在于它转向了自然主义。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强规范和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的过程中，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或思想倾向主要是为科学哲学寻找了一条出路。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奎因把认识论还原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坎贝尔、吉尔、萨伽德、劳丹、胡克、丘奇兰德和布朗等人则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像研究其他自然科学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问题。于是，科学认识论逐渐朝着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角度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自然主义认识论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循环论证、约定主义和新的相对主义。但是，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毕竟在传统认识论出现困境后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奎因、吉尔、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人的认识论自然化观点对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认知科学发展起了哲学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萨伽德把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因素综合起来研究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

　　(二)认知科学的发展对现代科学哲学的挑战

　　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后历史主义众多学派，先后经历了“语言转向”、“解释转向”、“修辞转向”。但是，从科学哲学的内部来看，科学哲学家在对待认知的立场、态度和研究策略上由于以前存在缺陷，为此蕴涵着“认知困境”。如在对待认知的立场方面，存在着实在论的“自然类”问题；在研究态度上存在着传统科学哲学家“只坚持科学证明而不涉及科学发现”的主张。同时，科学哲学家们不仅没有深入到认知的深层结构，反而掩盖了微观认知问题，忽视了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不但没有研究重视认知，反而越来越远离认知，致使科学哲学陷入“认知困境”。从科学哲学的外部来看，由于认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并逐渐向科学哲学的渗透，从而对现代科学哲学形成新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为研究认知科学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全新的武器，如黑箱或灰箱方法。同时这些理论也为研究认知科学提供了物质手段和实验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人类心智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科学哲学发生了“认知转向”。这次转向是“离我们现在最近，有可能直接影响到2l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转向”。例如，从认知心理学来看，哥尼克(Gopnik)把认知心理学对人类个体认知发展的研究应用于科学哲学的研究，吉尔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科学理论的认知结构；从人工智能计算的角度来看，西蒙和纽威尔提出了科学发现的规范理论，为科学发现提出启发式程序；萨伽德应用计算模式和认知理论来理解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增长；丘奇兰德从计算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理论和解释的本质。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的发展经历第一代和第二代发展，使原来对认知计算隐喻的关注逐渐转向对认知交互隐喻和动态心智的关注，例如，克兰西(W．Clancey)和布鲁克斯(R．Brooks)的情境认知；瓦里拉(F．J．Varela)、克拉克(A．Clark)、多罗西(P．Dourish)拉克夫(G．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和的涉身认知；格罗布斯(G．G．Globus)、罗伯特森(S．S．Robertson)、西伦(E．Thelen)和斯密斯(L．B．Smith)以及冯·盖尔德(T．van．G-elder)和波特(R．Port)的认知动力学等等。这些认知科学理论被认为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同时，这些理论对科学哲学提出了新的思考视角，使科学哲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现代认知科学既是对传统的理性哲学的挑战，也是对当代相对主义哲学的挑战。当然，认知科学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的争论；智能的计算机模式与社会学模式的冲突；天赋论与建构论的理论分野等等。但是，认知科学的出现毕竟给西方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性的出路。同时也预示着科学哲学认识论已经朝向后现代科学哲学中自然化和社会化认识论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的道路上发展。这些说明，认知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和“哲学”的简单叠加，而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是从哲学的视角探索科学的本质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科学哲学的萌芽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对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分析和对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增长的规律所做的研究，可被视作科学哲学的滥觞。虽然，西方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自有科学以来就已经存在，但直到20世纪，科学哲学才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逻辑经验主义成为它的第一个系统形态。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等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引进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内化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引介和评价的热潮，再到人们开始反思科学哲学的本质问题和中国的科学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经历了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所谓“元研究”是对研究的研究，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科学哲学“元研究”是对科学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科学哲学的演进历史、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学科定位、学科结构、分支学科、发展趋势等。从当前国内的研究来看，对科学哲学的元研究成果重点集中在学术期刊论文中。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来源数据库，对科学哲学元研究的相关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展现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演进路径及其研究的热点问题。

　　1、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演进历程

　　2013年1月初，笔者以“科学哲学”作为检索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篇名”精确检索，检索出1957—2012年期间发表的相关期刊文献1531篇。对这些文献进行筛选处理，剔除一些出版在相关年鉴、报刊等的文献，保留文献总数量共1340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期刊论文的产出数量，在波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笔者以文献数量增长幅度的转折变化为依据，将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发展历程分为3个不同阶段进行分析。即，1957-1985年、1986-2001年和2002-2012年3个时段。各时段科学哲学元研究期刊论文数量依次为101篇、474篇和765篇。论文逐年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