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西方哲学导论的见解

　　一、印度古代哲学的基本特质

　　在世界各大文明传统中，印度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尤其是在宗教、哲学方面的热情，是难能有与之匹敌的。这不仅表现在古印度社会精神生活的普遍化程度上，也表现在个人的精神追求的彻底性程度上。在古印度，婆罗门作为一个神圣的种姓，他们所专有的和必须覆行的最高职责，就是对吠陀经典的习承、传授和解释，这是古印度特有的精神氛围。古印度在种姓上被降为贱民，与一般的预料相反的是，这种严酷的竞赛规则从来也没有减弱和扑灭印度人炽热的精神，这只能被解释为人们对灵魂解脱的热情已经超过和战胜了对肉体死亡的惧怕。

　　毛春初《印度人，除了哲学就是宗教》中说：在印度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哲学绝不单纯是少数哲学家的事，它是群众的世界观。印度人把哲学叫做“见”，简单的理解它就是观察世界，观察社会的发展和自然发展的规律。印度的哲学决不像我们那样只是关心此岸的世界，他们恰恰更加关心彼岸，关心自我的精神生存。印度哲学的目的就是解脱，他们认为在现世生活太苦了。印度的民间歌谣、寓言非常丰富，哲理性也很强：活着就应把福享、没有人能不死亡、一旦身体烧成灰、再要重来无法想。当然大文豪泰戈尔就更加不必说了，“只有有限，犹如没有光的灯，没有键的琴；仅有无限，那只是一片空寂”，这就非常简白地阐明了世界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性。

　　释迦牟尼就虚怀若谷地主张：不要一味坚持自己的教义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其他如耆那教、婆罗门教都有类似的主张。但是为何强调包容的印度会是世界上宗教冲突最频繁的国家，而且他们也包容不下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16%的“贱民”：他们不但约2/3是文盲，半数是农人，只有7%的人能喝到安全的饮用水，而且经常遭到高种姓的残杀。

　　二、印度古代宗教哲学中展示的思维方式

　　姚卫群在《印度古代宗教哲学中展示的思维方式》中说：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的内容极为丰富深奥，在世界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文化体系的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提出的大量名目繁多的概念、范畴、或理论，还在与它自身展示出来的颇具特色的思维方式。这思维方式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在印度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在几千年的宗教哲学发展过程中，印度人展示了在知识世界或追求最高实在时所使用的思维方式。要想全面及恰当地对这些思维方式进行归纳或评述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想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更是难以做到。但要考察这方面的情况，仍有必要先对这些思维方式进行粗略地区分，以便在讨论时有些框架可以凭证。

　　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场合也可以称为直觉思维方式，它是印度宗教哲学中最有特色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否定具体的概念或范畴可以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定明确的一言语或名相自身能客观地反映有关事物的本来面目。逻辑思维方式主要指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获得正确的认识或知识。这方面的内容在印度宗教哲学中也十分丰富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最常使用的，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判断和思考问题时，往往会首先采用这种方式，最常见的表现形态是推理。辩证的思维方式有多种表现，如观察事物时立足于分析其矛盾，通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在事物的量变中看到事物的质变，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认识事物时注意它们的相互关联等等。

　　三、西方哲学

　　沈剑英在《堕负论札记》中说：“古印度正理派和佛教的因明学都有对堕负的探讨。佛典《方便心论?明负处品》列有十七种负处；正理派扬弃《方便心论》，整理出二十二种负处，公元四世纪富差耶那作《正理经疏》，正理派的堕负论遂得完备。世亲又吸收正理派所发展了的堕负论，写成“堕负处品”一章，编入《如实论》中，它比较全面地吸收了《正理经》第五卷第二章内容，但并非全面照搬，而是在许多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世亲是堕负论的集大成者。”黄志强在《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指出：“在逻辑史上因明与亚里士多德各自建立了一套语言逻辑系统，从范畴分类和区分谬误两方面来看，因明的论述比亚氏更为详尽、深入，在表述上也更为清楚明确，说明了因明具有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应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

　　四、欧洲哲学与印度哲学的核心分歧

　　在《欧洲哲学与印度哲学的核心分歧》一文中说：欧洲哲学中，以我与我所分立主宾为基本构架.在此思想构架中，"我是"是一切思想的基准与基础(IthinkthereforeIam)，对主体性的理解存在着诸分歧，研究的对象自然落实于我所上(宾，object).由此而形成的思惟法则即逻辑.在逻辑的界定中，是的，就是真的.怎样做到是其所是，涉及到求真的方法论上的问题.由此开显出经验论(是=被感知)与唯理论(是与思是同一的)二大学派，如此，是也就成为存在及其意义的承担者.一切的知识形式可以用"是什么"来概括.哲学力图寻求一切知识的基础，从而，提出"是"是什么的问题，形成了后物理学传统(metaphysic，意为物理学之后.一般意译为形而上学，不妥).

　　在印度哲学中，与欧洲哲学不同，是以自我为“主词”的，如此，我(梵visayin)与我所(梵visaya)只能同时作为"宾词"出现，且隶属于自我，是自我之变现(梵maya)物.也因此形成所谓的"万物唯心(cittve自我)"的论断.梵atman，即自我.梵Atman，即自我本身.一般译者将此二词译为大我，并不到位.然而，自我无法通过欧洲式的"看"与中国式的"听"来领会，只能通过自明的方法开显出来.从而遭遇到语言上的窘境."凡是说出来的都不是他了"十分精到!，因而，只能采用否定式的表述方法，所谓"非如此，非如此"，然而，人的认识过程却只能通过我与我所这一二取(梵dvaya)这一构架上进行.其知性的表述可以转述为"此即彼".即，梵sat(否定式梵asat，中国古代将它译sat为有，asat为非有，不到位)，来承担自我的存在及其意义，其地位相当于欧洲哲学中的"是".即者(梵satye)=自我Atman=梵Brahman.出于人的与生俱来的思想习惯，总是把我与我所分立起来，从而产生分别说，即"遍计见".印度哲学也因此把破除"分别见"，开显"无分别见""不二见"(梵advaita)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任务.

　　一般所谓的真，都是基于欧洲哲学化的意义上讲的.据人考证，这是汉译西方经典时，借用汉译佛学的概念而来，从而，易引起混淆.欧洲哲学上的真与不真，在印度哲学看来，是属于"分别见""遍计见"，是"无明"之根源，属于必须摒弃的思想误区.因此，二者存在着相互否定的思想倾向。

　　1引言

　　本文旨在反思西方语言哲学，即分析哲学(analyticphilosophy)、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languagephilosophy)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ontologicallanguagephilosophy)。在此基础上，建议将前两者整合为分析性语言哲学，进而将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整合为西方语言哲学，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奠定基础。

　　2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

　　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起源于弗雷格(Frege，G.)、罗素(Russell，B.)，经过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小组(ViennaCircle)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等英语国家流传、发展，在英国等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学术活动可以区分为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两者的不同在于分析和研究方法。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具有共同特点。按照刘放桐等人的研究，这些共同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分析方法”：分析哲学家都关心如何把复合的东西分解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分析哲学家都肯定，无论语言表达式属于逻辑语言还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任务都是澄清这种表达式的意义。

　　第二，“反心理主义”：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把逻辑从心理学和认识论(epistemology)中分离出来。尽管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并不完全反对心理主义，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基于对逻辑规则客观性的承认，基于对传统认识论的排除。因此，反对逻辑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始终是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抛弃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先天综合真理的可理解性，否认纯理智能够独自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

　　第四，“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描写和解释，是分析哲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分析哲学的重要标志。弗雷格就已经强调语言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罗素和摩尔更是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而维特根斯坦则把思想的界限也划在了语言的范围之内。

　　随着维也纳学派的兴盛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语言研究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代名词。刘放桐明确指出，“重视语言因素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是分析哲学中的特有标志，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都以语言研究为特征，并由此与近代和古代哲学相区别。分析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之处在于它把哲学研究归结为语言研究”(刘放桐等2003：248)。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被宣称为哲学中心问题的语言问题，似乎在该世纪中叶成为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以维特根斯坦呼吁分析日常语言为标志，开始了哲学中的第二次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

　　就上述4个特点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批判。首先，从分析性语言哲学本身切入，“分析”是其贯穿始终的标志性特点。在这种语言哲学中，无论分析哲学还是日常语言哲学，都希望自己的分析具有一种针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治疗作用和预防作用，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思辨都是由于不加批评、不加控制地运用语言，从而误用自然语言而产生的。但在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前者通过建立可消除这类误用的科学语言来从事一种还原主义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从逻辑出发，制定句子形成和句子语义解释的约定规则，以便排除形而上学陈述。对此，卡尔纳普(Carnap，R.)的著名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1932)和重要著作《语义学引论》(1942)、《意义和必然性》(1947)，艾耶尔(Ayer，A.J.)的《逻辑实证主义》(1959)等是重要代表。如果分析哲学是通过逻辑分析、创造科学语言来消除语言误用、解决哲学问题，那么日常语言哲学则不创造任何意义上的语言，只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在正常用法的有限范围内支配语言行为的模式。日常语言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他的相关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哲学研究》(1952)中。其语言游戏论和意义使用论等(维特根斯坦1992b)成为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等日常语言研究的指南。这包括约翰?奥斯汀创立、约翰?塞尔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保罗?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斯波伯和威尔森的关联理论。

　　奥斯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语言哲学中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语言不仅可以描写、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过程和结果，而且可以行事或者施为，这一发现突破了语言单功能观，迎来了语言多功能时代，为语言哲学研究人的主观创造世界(神话、童话和宗教等)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二，突破了语言真值观的局限，因为言语行为无所谓真假值，只有得体与否、实现与否之别。这两点可以称为语言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主题之一。

　　其三，奥斯汀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区分为言说行为(locutionaryact)、意向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为我们通过语言分析研究人的意向(目的)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