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过得更好的欲求"

　　约瑟夫·克罗普西认为："亚当·斯密的重要性在于，他使重心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学……虽然亚当·斯密追随了以洛克为代表的传统，但亚当·斯密对此传统理论作了重要的改变并创立了有自身特点的理论。要想对近代资本主义作出合适的解释，就必须理解亚当·斯密对洛克传统的改变。"很显然，"以洛克为代表的传统"是指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激进变更（radical modification）",它拒绝古典哲学的和神学的传统，把目光降下来，不再着眼于"人们应当如何生活",不再追寻一个终极的、人们所渴望的完善状态，而是从"人们事实上如何生活"出发，建构"通达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途径"②。

　　众所周知，霍布斯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自居，将其理论视为全然崭新的东西；施特劳斯亦认为霍布斯是拒斥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一人。但是，施特劳斯随后修正了这一说法，因为"霍布斯与政治哲学传统的彻底决裂只不过是接着（即便以一种相当有原创性的方式）马基雅维里首创的东西说的。马基雅维里质疑了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其彻底程度毫不亚于霍布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古典政治哲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把政治生活的目标定得太高了，把其建立在人类的最终抱负，即享受品德高尚的生活以及建立一个致力于品德完善的社会之上。

　　但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会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④。鉴于此，马基雅维利主张从"人们事实上如何生活"出发，建构"通达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途径";不再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追寻最好的政治秩序或最好的政制以指导德性之实践，而是把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当做政治生活的目标以把握现实生活。与之相应，"政治生活之允当并不受制于道德性；在政治社会之外，道德性是不可能的……政治社会、甚至最值得向往的政治社会的建立，并不依赖于机运，因为机运是可被驾驭的，而糟糕的质料也可被改造为良好的质料"①。就此而言，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它变成设计"细密精巧的制度"的技术问题；国家成了一件人工制品，人们所渴望的完善状态不再是人的自然目的，而是人自由地形成的理想。

　　虽然霍布斯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决裂只不过是延续马基雅维利首创的东西，但是，他着眼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把自然学说从人的完善的观念中分离出来，试图从人类最强有力的东西---激情而不是理性中推演出自然法，并按照自然法逐步建立事实的真实情况（它至今还只是空中楼阁），使其整体坚不可摧。基于此，霍布斯实现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五大转向"②。严格地说，霍布斯所实现的五大转向源于他对人类行为的根源和人类本性的重新认识，即"他特别发现，各种激情就是这种支配人们行动的力量。在各种激情之中，他特别重视虚荣自负与恐惧。指导着这个选择的着眼点，在于激情与理性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各种不同的激情，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或不适合于对荏弱无力的理性加以取代的功能"③。霍布斯从人类的各种激情中推演出"自然状态"的理论，否认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既然如此，公民社会必定从自然状态中产生，为了阐明公民社会形成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人的自然倾向，揭示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更加平等，而且平等地拥有相互毁灭的能力。

　　相互毁灭的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最关注自我保存，自我保存源于人最强烈的激情---恐惧，对暴力死亡的恐惧；而欲求能力的平等则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竞争。猜疑进一步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状态，因为在没有政府统治的自然状态下，人总是相互猜疑，担心别人会剥夺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因而每个人都想征服、压制别人直到威胁自己的力量不复存在。此外，每个人的荣誉感---"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珍视自己，如同自己珍视自己一样"---使他随时都准备反击、铲除蔑视自己的人。

　　正是这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和荣誉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状态变成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中，人最强烈的激情是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最强烈的道德要求（自然法）是保存自己肉体的存在。自我保存成为最基本的道德事实：对霍布斯来说，自我保存是人类最根本的"自然权",不仅正义和公正的概念建立在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之上，而且，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亦在于它保护和维护每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这一自然权的能力，即只有能适当保存生命并且能防止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战争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所以，在霍布斯那里，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然法取代了古典的以义务中心的自然法，自然法首先被理解为自身保存的权利。然而，和平和生存权的维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社会契约要求每个人自觉自愿地放弃为所欲为的权利，每个人都受契约的限制，与其他人达成协议，不违抗被公认为最高统治者的那个人或委员会的命令。尽管如此，霍布斯所开启的现代政治哲学使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保存成为现代自由国家思想的起点。

　　不可否认，"在霍布斯本人那里，保存自己之自然正当已经包含了'身体自由'的正当以及人的舒适生活状况的正当：这导致舒适地保存自己之正当，这个正当，乃是洛克教诲的关键所在。……这个教诲的结果乃是对经济的日益强调"⑤。换言之，正是洛克使"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保存"转向"对过得更好的欲求",使政治哲学朝着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

　　洛克延续和修正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与霍布斯把自然状态视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不同，洛克并没有将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等而视之。"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像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和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不相同"⑥，即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和"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除了享有"天真乐趣的自由"外，还享有两种自然权利---自我保存和保存他人。但是，在洛克看来，"上帝植入人们中并使之成为他们的本性的原理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欲望便是自我保存①",而且，保存他人的自然权利只有"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才有效。所以，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明显优先于保存别人的自然权利，是人类最根本的自然权利。

　　此外，洛克赋予人类另一项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财产权。因为每个人要想自我保存，就必须具有自我保存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人们不仅要维持他们的生存，更要舒适地生活。换言之，人们不仅有一种维持肉体存在的权利，而且有一种享受舒适、致富的权利。虽然洛克区分了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但自然状态有许多缺陷，是"一种病态的状况",它依然是战争状态的寓所，人们在其中的财产必然"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自然状态是不会持续下去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很快就被迫加入公民社会，托庇于政府的法律，以保障其财产。所以，国家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保存生命和维护和平上，更在于保障财产权上，"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②。

　　很显然，洛克是出于政治性的目的把政治社会建构在保护财产的基础上，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和"舒适地自身保存"的教诲使人们日益强调经济，使政治哲学朝着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对此，马克思指出，洛克等人对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批判"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掉了"③。然而，洛克的理论属于资本主义的准备阶段，只能使人们日益强调经济，使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转向"对过得更好的欲求";而亚当·斯密的理论则对资本主义做了详尽的论述，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新科学，使"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转向"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二、从社会契约到商业社会

　　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所开启的现代政治哲学传统中蕴涵着一个核心问题：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何以产生？马基雅维利把其归结为设计"细密精巧的制度"的技术问题；霍布斯和洛克延续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开创了为后世所普遍采用的解决模式---"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社会".

　　在这一模式中，霍布斯和洛克预设了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自然状态，它纯粹由自然法所统治，在其中，人们享有普遍的自由和平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状态是一个人人所向往的极乐世界，因为，它要么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要么存在着诸种缺陷和不便。所以，自然状态不会持续下去，人们必定会在其自我保存的欲望的驱动下，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加入公民社会，以托庇于政府的法律，保护其生命和财产。简而言之，自然状态作为社会契约的逻辑假设，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对比自然状态的不足和政治社会弥补此不足所具有的进步性，以彰显人们进入政治社会或文明社会的必然性。

　　一旦人们意识到自然状态的不足，必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达成一致的意向，即用强力维持公共秩序以保护其生命和财产。社会契约即是人们表达一致意向的载体：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将其转移到由社会契约产生的社会共同体之手，接受社会契约的管束和制约，不违抗被公认为最高统治者的那个人或他的命令。为了"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人们脱离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或文明社会。很显然，在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之间有一条无法直接衔接的鸿沟，它们的区分是如此的僵硬和刚性，以致二者互不相容，它们之间的衔接只能求助于人类的理性设计或人为的社会契约。所以，在"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社会"的模式中，必须"假设一个'契约时刻',人与人相互订立契约形成国家，由此进入文明社会（或者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