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静态的转换模式，经由人为的契约，人类的生活状况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过程就像切换两张相互独立的幻灯片。无论是前社会、前政治的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社会都是一个相对僵硬、静止的理念形式，处于相对反的两个极端"。

　　霍布斯和洛克所开创的这一解决模式受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尤其是休谟和亚当·斯密）的严格批判。在他们看来，这一解决模式不仅否定了"自然正义",而且违反了他们的自然主义立场，即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亚当·斯密认为，"自然正义"是整个文明社会的基石，社会可以没有善行而继续存在，但若没有"自然正义"则无以为继；虽然人类社会的演进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但它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绝非人类理性智慧所能左右。

　　换言之，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转换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变迁过程。既然如此，文明社会（政治社会）何以产生？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摒弃了对文明社会的起源的"静态的原理性分析",他们延续一贯的自然主义立场，对文明社会的起源进行"历史性分析",把它当做一个动态的自然历史过程。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历史性分析"方法称为"推测的历史"或"理论的历史",即"在缺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凭推测补足事实。当我们不能确定在特殊场合人们实际上是怎样行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他们的本性原则和外界环境来考虑他们可能以什么方式来进行活动".在他看来，"推测的历史"或"理论的历史","经常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考察人类历史，犹如考察物质世界的现象一样，当我们不能追溯那些曾经产生的历史事件的过程时，能够说明它可能是怎样出于自然原因而产生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探讨文明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形式时，"历史中可供借鉴之处实在少得可怜……有些旅行家曾到过蛮荒异域，对当地的社会形式略知一二，从他们漫不经心的描述中也许能获得一些关于事实的只言片语；但很显然，若要用这种方法来勾勒人类进步的规律性与连贯性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勾勒人类进步的规律性与连贯性"时，只能采用"推测的历史"或"理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性分析".虽然这种"历史性分析"的方法有凭空猜测之嫌，但它具有一定的实证性、科学性。因为，它不仅"根据他们的本性原则和外界环境来考虑",而且"旅行家和航海家提供给我们的支离破碎的事实，可以经常用作我们推理的佐证"。此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历经了苏格兰在不到半个世纪内的变化与发展史，并且面对苏格兰国内那些不知道历史发展的真正内涵是什么的人，尤其是高地地区支持叛乱的那些人……必须要对这种发展的历史做出清晰的阐述。

　　这就是'历史'为什么在斯密等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思想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现实原因"。正是鉴于此，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文明社会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动态的历史性分析，将其归结为"四阶段论".

　　这一理论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完美的体现。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的四个时期是：畋猎、畜牧、农作和贸易。如果一些人因船只失事流落在一个荒岛上，他们最初是靠土地所生的野果和他们所能捕杀的野兽来活命。由于这些果子和野兽不可能时时都够用，他们不得不把一些野兽养驯，以便要使用时就拿来使用。……当他们看到土地能生出相当大的数量的蔬菜时，他们就想开垦土地，使土地能生产更多的蔬菜。农业就应运而生。……继农业时代之后的是商业时代。"⑥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狩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和商业时代四个时期。在"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时代，既没有君主和国家，更没有什么政权可言，社会由几个独立的家族组成，人们按照自然法则生活。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他们约定相守，但谁也没有权力统治谁。

　　人们以采集野果和捕杀野兽为生，没有什么剩余的东西可以积累，"几乎谈不到有什么财产，即使有，也不过值两三日劳动价值的财产罢了"⑦。在"比较进步的"游牧时代，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渴望财产，"财产权的观念进一步扩大了",人们不再和公众一起分享某物，而是一味地积累自己的财富，这必然导致"财富不均"和"等级分化".在"比较更进步的农业社会",随着土地的划分和耕种的普遍实行，与游牧时代相比，农耕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产品，"财产权的观念由于农业而得到了最大的扩充".在"文明社会","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⑧。与前三个社会阶段不同，商业社会以分工和交换为本质特征，以富裕和自由为根本目标；"财产已经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而且同时，法律的发展使财产变得更有保障。财产规模的扩大、形式的多样化和安全性，构成了自由的最好保证"⑨。

　　虽然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归结为"四阶段",但它绝不是人类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人类的生产方式的变迁使然。就此而言，亚当·斯密不仅摒弃了霍布斯和洛克所开创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社会"模式，而且在"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之间搭建了一条现实的桥梁。

　　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落脚于商业社会，并把文明社会和商业社会等同起来。虽然"文明"和"商业"不是同义词，但却变成了一体两面，只有商业活动充分发展的社会，才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人类的文明程度与经济组织的发展程度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亚当·斯密超越前人之处，他把社会设计的蓝图等同于商业社会的蓝图，把其基础建立在每个人都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利益的满足之上。

　　所以，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使"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变成"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三、从"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到"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约瑟夫·克罗普西认为："斯密将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称为'文明',即是说，该形式是基于细致分工之上的商业社会。这种社会形式是最高的（不是指'最高贵的'），正是因为它最能切合自然的目的，就是维护人的生存。……因此，被认为与文明相关联的，并不是---比方说---君主制本身，而是社会的商业组织。"既然亚当·斯密把商业社会等同于文明社会，并将其当做"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那么，商业社会是如何建构的？它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它如何使"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严格地说，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经济学家。按照坎南的观点，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所教的课程延续了哈奇逊的《伦理哲学入门》一书的思路---"伦理学原理"、"自然法原理"和"经济学与政治学原理",其中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部分显然相当于《伦理哲学入门》的第一篇",《国富论》的萌芽大概就在于《伦理哲学入门》第二篇的《关于货物的价值或价格》。就亚当·斯密的这两本著作而言，"《道德情操论》表述了斯密的道德观与心理学的普遍理论，较之《国富论》，其在较高的理论普遍性以及较低的可观察性上是一致的。因而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关于社会（包括经济）行为的一般理论到具体经济活动的运用。也就是说，这种一般理论可以被用来为《国富论》提供基本前提".鉴于此，我们应当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放进一个道德理论架构中去构思",寻求建构商业社会的"基本前提".

　　既然商业社会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粗俗者"构成，而人的本性问题与自然的本质问题密不可分，只有先对"自然"加以说明，才能充分诠释人性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体制的真实内涵。关于自然的构思，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给予了说明："在所有动物的成形过程中，自然似乎在策划自我保存与物种的繁殖，做它的终极目标。人类得自自然的禀赋，会渴求达到这些目标，面对与这些目标相违背的东西则怀有抗拒；人会喜爱生命而害怕它的瓦解；人会追求物种继续永恒地生存下去，而对物种彻底绝灭的念头会感到厌恶。但尽管上天赐予我们这样的天赋，让我们对这些目标抱有强烈的欲望，它却不曾把寻找达致这些目标的恰当手段，交托在我们那迟钝兼且摇曳不定的理智手中。为要满足那些欲望的大部分，自然把我们指向人的原始和直接的本能之上。

　　饥饿、口渴、两性交合的激情、热爱享乐和畏惧痛苦等天生的本能，驱使人们把那手段应用在满足这些本能之上，并没有考虑到，用上这自我保存的手段，会引向有利的结果；虽然，这结果却是自然的伟大指挥者[按：指上帝]存心导致的。"简而言之，亚当·斯密的自然学说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自然是一种内在的原理或推动力，它策划了整体规则，它以"自我保存"、"物种的繁殖"为最终目标；其二，虽然自然赋予人类达致自我保存的恰当手段，但人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直觉和本能获得这些手段；其三，人们在根据内在激情追求自我保存时，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促进了整体的福祉或进步，虽然这并非行事者做事的意图，但却是"自然"存心为之---"看不见的手".就第一点而言，亚当·斯密继承了霍布斯的思想，把自我保存当做"人随天性而来的脾性".但是，"就用人最要紧的激情来讲，人对横死的恐惧，给人对改善自身情况的渴求取代了；这样，斯密达成了对霍布斯体系的自由化与商业化"④。此外，与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不同，亚当·斯密的"自然"为社会构造人时，赋予人"一种初始的愿望",使其具有自然的社会性。当然，这种自然社会性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社会","相反，它与喜好群居非常相似。它是与同类成员的一种感情交流。据说马不愿意践踏活的生命（任何种类），所有的动物在经过同类的尸体时都表现出悲痛。人类自然的社会性与这些动物是完全相同的".确切地说，"自然"把人构成一种基于同情机制的社会动物。就第二点而言，亚当·斯密认为，理性并不可靠，它既不能辨明事物的本质，亦不能发现达致自我保存的恰当手段；人的理性只是辅助激情（而不是统制激情），这使人自然而然地追求自我保存。所以，亚当·斯密不再像传统哲人那样把沉思当做人生的目标和最高境界，不再把生命定位在追求优异上，而是定位在维护生存上。"自然"把人构成社会只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即社会是为保存人的生命而设；最佳的社会，或人应该努力促成的社会，是最能提供保存生活手段的社会。处在经济体制（"经体"）之下，为社会服务的国家体制（"国体"）旨在提供人们维护生命的最佳保障。就第三点而言，亚当·斯密指出，虽然富人雇佣千百人为自己劳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自然"正是通过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人们在追求自我保存时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或进步。在"自然"所提供的上述三个"基本前提"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建构了"一切人都成为商人"的商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