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以商业社会为最终的落脚点。但是，关于这四个阶段的关系，他却以"野蛮---文明"的非政治性过渡取代了近代政治哲学的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政治性过渡。例如，亚当·斯密分别用"最低级最粗野的""比较进步的""比较更进步的"和"文明社会"称谓狩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对此，约瑟夫·克罗普西指出："这总结式的略述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它用的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术语。（一）人类生活的野蛮或文明，也即是它优越与否的判别标准，在于经济或'社会'组织的模式……（二）猎狩者被形容为生活在社会里面，然而他们'本无所谓君主或国家'……（三）……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划在最高经济生活（即'社会'生活）形态与所有其他较次等形态之间。"②所以，既然亚当·斯密不把文明与"政治"生活扯上关系，我们切不可把商业社会理解为一种政治体制，它更应是一种经济体制或经济组织。与传统的政治社会不同，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并不是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建立在权宜有利的原则上的；目的在于计算怎样可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力量和丰裕繁荣。"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一旦保存了生命，"就自然会努力来改善他们自身的境遇，不仅要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娱乐品",取得"大部分人平凡的眼光完全能察觉"的财富。究其原因，财富是自我保护能力之源，它不仅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而且是满足"对过得更好的欲求"的最佳方式。"虽然对于我们来说，物质财富的用处首先是提供肉体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但如果我们未察觉到同等地位者对我们的尊重，我们在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或者人们猜想我们拥有的财富，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活不长久。"既然商业社会是建构在"自然"所提供的三个"基本前提"上，并且是最文明、最佳的社会，它必定也是最能提供生活手段、最能创造财富的社会。

　　在商业社会，由于分工，各行各业的产量大增，"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鉴于此，亚当·斯密把商业社会等同于文明社会，把社会设计的蓝图等同于商业社会的蓝图，并将其建立在每个人都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利益的满足之上。所以，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哲学基本上为经济学所取代，政治让位于经济，它"只是现代商业社会中更为根本的经济力量的副现象，只是一种经济系统中的衍生物（无用的外壳？）"⑦。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转向，不仅使"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变成了"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使"作为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的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成为共同体（社会联系）本身，人的依赖关系变成物的依赖关系，造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这即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之所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其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即揭露出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揭露出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所以，梳理和阐释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不仅是科学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而且它还为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货币或资本）中的异化提供了现实途径，即通过研究"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的问题，为驯服资本、超越"资本的文明"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