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领域理论的学术特征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三、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