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发挥了社会影响与渗透作用。因而，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社会里，共同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比自由主义强得多的话语优势。而在当代社会，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人类解放论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整体性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有着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观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题》可以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解读，而《巴黎手稿》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也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归并到自由主义传统中。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其说是经历了一种哲学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形成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观过程中，吸收进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有益成分。这种想法甚至已经酝酿在其前两年的所谓早期著述中。我们知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本质，《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则是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关联，《巴黎手稿》中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契合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过度强调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断裂，看起来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掉人道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度式微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盛期态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也在努力追求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正是政治哲学统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种总体的对话平台。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回撤或“右”转，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主动”回应。但在一种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了过多的消极评价，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陷入所谓的终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盛转衰，竟然见证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恰恰是这种转变本身值得深入反思。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然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义的评估还不能局限于此，对于其阶级斗争及革命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框架。通常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随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基于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需要反思近一百年来人类出现的各种极权主义因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极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意见领域的哲学思考，政治哲学从来就不应该追求十全十美——那是理念世界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美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复兴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性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一开始是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但只是在非理性主义及大众思潮的意义上来定位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发”方式给人一种强烈印象，即挑战全部欧洲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并不属于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因而在经历了结构调整及变革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被选择掉了，好像历史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一番“折腾”，又回到了既有的轨道——这正是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主要基调。但即使这样假定，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能成功“收回失地”，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劲敌——新保守主义。当代自由主义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在最近二十年来与保守主义的较量中，自由主义已逐渐失去了话语优势。
　　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差异原则，即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仍然需要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具体性问题，而是涉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总是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当作前提性条件，实际上，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乃是宏观控制，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其次才是分配正义问题。如前所述，国家干预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确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回应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批判而作出的主动变革，新自由主义乃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且，新自由主义更为现实地应对了现代性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复杂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仍然要求质疑国家干预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国家干预看来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控制乃至于世界控制的目标之上的，因此，所谓分配正义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体制外解决的。自由主义把一个既定的和人为的政治体系看成是其立论的本质性前提，显然忽视了“体制外”的力量。因而，一旦这一外部力量明确自身的政治使命与要求，它解决正义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被直接动摇了，而它所谓价值多样化的主张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其招牌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动摇，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走下坡路的背景。而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强权哲学。
　　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乃是古希腊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的古典传统，而其理想的实践样式则是古罗马帝国。当下时代的美国之所以重视新保守主义，与其对古罗马帝国的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保守主义复兴的文化背景，是主张拒绝和反抗现代性的各种文化思潮。施特劳斯强烈的反现代性立场，源于他早年现象学的训练，包括受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以及在思想传承上受尼采之反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他高度认可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观。在他看来，近代启蒙运动提出的古今之争，核心并不是进步／落后，而是好／坏，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并且古典的道德观并没有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得到基本贯彻。他关于现代性三个分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正是道德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离弃，乃至清除伦理学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性的政治观(进步逻辑)；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历史逻辑)；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历史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因而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兴起相关。但施特劳斯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在现代性过程中美德观念逐渐淡出的自由主义传统。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为第二期现代性的终结者，马克思同时也代表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维。自由主义必然包含着“追求完美社会”的形而上学追求，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是这样一种形而上追求的实践形式，而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则是表达这种实践诉求的极端形式。
　　施特劳斯彻底的反现代性立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过是施特劳斯反现代性立场的一个副产品)是十分显眼的，而且看来比尼采与海德格尔走得更远。在施特劳斯看来，与马基雅维利等前辈一样，尼采与海德格尔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共谋者”，都是在延续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十分盛行的“知性真诚”。在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分期批判中，马克思是第二个分期的最后一人，马克思意味着历史逻辑与历史观念的终结，意味着自卢梭以来尤其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强化的世界历史逻辑的终结。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看成是近代哲学的一种，这一通常只在知识论视域被考虑因而多少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显示出其历史与政治哲学背景，从而透出了其真实的谜底。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误解，恰恰也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