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毒品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毒品、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