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中国职称论文发表写作网，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9]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