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笛卡尔1644年发表《哲学原理》以来，西方哲学史上以“原理”(principium)为名的著作已非罕见。在众多的“原理”中，本世纪西方哲学的学海中还有两部“原理性”著作没有受到我国学界的注意：第一部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1954年至1959年期间发表的三卷本《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另一部是德裔美国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发表于1979年的两卷本《责任原理》(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如果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和读者不熟悉汉斯·约纳斯，那倒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的代表作《责任原理》在1989年才获得国际和平图书奖，并被舆论界赞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本人也由此获得“智慧的大师、忧虑的告诫者、伟大的思想家”的称号。但恩斯特·布洛赫在我国哲学界所遭到的冷遇则令人不解，因为从其思想来说，他无疑是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从其风格来说，他可以算得上是本世纪独领风骚的几位哲学大师之一。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将他称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谢林”、“一位思辨的唯物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家”。 

　　我对布洛赫的关注最初是在1985年刚到联邦德国之后，首先因为是几位学哲学的德国同行用布洛赫的名字和著作将我问倒，然后是因为一位学教育学的邻居将一套《希望原理》半卖半送给我。一年后回国探亲，在系资料室发现了此书的北图影印本，方知国内哲学界已有人对其注意。但看一看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介绍，竟找不到布洛赫的大名。这一状况也许与英美哲学界对布洛赫的态度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读到过两本国内出版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一部是英国人麦克莱尔写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版，1986年），另一部是加拿大人阿格尔写的《西方马克思概论》（中国人大版，1991年）。这两部著作都将布洛赫放在一边，置而不论。 

　　布洛赫于1885年8月7日出生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大学学的是哲学和物理学。毕业后作为自由作家生活在慕尼黑、伯尔尼和柏林。1933年纳粹上台。布洛赫作为犹太学者开始流亡生涯。他先到瑞士，然后一路辗转，从维也纳、巴黎到布拉格，最后于1938年流亡到美国。1949年布洛赫与一批流亡的哲学家一起又回到欧洲。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当时的民主德国作为落脚点，接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正教授的聘书，在那里工作直至1957年。在此期间，东德政府的政治和政策使他感到失望，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冲突不断产生。于是，在1961年东德政府筑建柏林墙之前，他又“流亡”到了联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首次讲座中他带着切身感受声言：“希望会变成失望吗？当然会！而且会变成那样深痛的失望！”这个真理对于布洛赫在西德所度过的余生也是有效的。直到1977年8月4日布洛赫逝世之前，他也不曾认为在西德的生活可以算得上称心如意。 

　　《希望原理》写于布洛赫在美国流亡期间，从1938年到1947年整整用了10年时间。他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中心命题可以概括为：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因此，人类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人类学核心特征就在于希望。只要人还活着，他也就在希望着。希望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布洛赫的这个中心命题得到了各方面的论证：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到童话、电影、旅游、时装、橱窗陈列、舞蹈；从宗教、神话、文学，到节日、假期、集市……通过对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类现象的研究，布洛赫证明， 这些现象都是人类希望在社会与政治关系中的各种表达形式。可以说，人类的每一种希望都代表着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趋向。而希望一般则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变本质。“在乌托邦的方向上所表露出来的各种面孔在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相反，乌托邦的整个方向则始终是相近的，并且在这个方向中所隐含的目标也始终是相同的：这似乎是在历史中唯一不变的东西。”而“在历史的动力结构中的最终基因”在布洛赫看来则是“由经济利益所构成的”。换言之，人类最根本的希望是与物质欲望密切相关的。 

　　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主张是在经过一定的修正之后才被布洛赫所接受。除此之外，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布洛赫的哲学也是一门博大的哲学人类学学说。所以，人们今天将《希望原理》称之为“人类希望的大百科全书”，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也因此书而获得“希望哲学”的称号。 



　　希望总是对一种尚未实现、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的期待。布洛赫认为，只要乌托邦还是一种尚未的存在(Noch-nicht-Sein)，那么希望就是人类的本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真正的人类历史应当开始于乌托邦与存在完全同一之时。当乌托邦不再是虚无时，真正的人类历史也就开始了。有人也将这种“真正的人”等同于尼采所说的“超人”’。由此可见，在布洛赫那里，真正的人类精神的建立最终是以人类希望的极大满足为前提的，而希望的满足又与物质利益的满足紧密联系在一起。 

　　时隔二十年，《希望原理》找到了真正的对手。这对手就是汉斯约纳斯撰写的《责任原理》。从这部书的书名便可以看出，《责任原理》是针对《希望原理》而做的一个伦理学原则上的变革尝试。 

　　约纳斯出生于1903年5月10日。与布洛赫一样，约纳斯也具有犹太人的血统。他的家乡是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明兴—格拉德巴赫。他14岁时正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有一次，他的老师在上课前十分自豪地报告说，一艘英国运兵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他希望英国人死得越多越好，这时，十四岁的约纳斯反驳道，人不可以做这样的期望，这是“非人性的”。可以看出，他当时就反对在政治上划分朋友—敌人这种思维方式，而实际上这就是他以后发表的最重要著作、两卷本的《责任原理》所要陈述的基本思想之一。 

　　自1921年夏开始，约纳斯在弗莱堡大学作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学习哲学。1922年，海德格尔去马堡大学任教。两年后，约纳斯也到马堡去听海德格尔的课。1928年，约纳斯以《灵知与后古代精神》为题在海德格尔和神学家R·布尔特曼那里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分两部分在1934年和1954年发表，布尔特曼为这部著作作序并给予此书以高度的评价。但约纳斯在1934年第一部发表时已经流亡英国，而后又转到巴勒斯坦。据约纳斯自己说，在修改他的博士论文时，他已经意识到，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此时不应生活在德国。可以看出，约纳斯的政治意识是相当敏锐的。在这方面，约纳斯与布洛赫的经历有许多相同之处。在巴勒斯坦住了几年之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约纳斯于1938年应聘去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同盟国的宣传员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加入到英国军队中。战后，他又在反阿拉伯的自卫队中担任两年以色列军官。这些看来与哲学反思大相径庭的生活经历却使约纳斯获得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当他在战争期间随时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感到海德格尔的意识哲学十分抽象和远离世界。于是他为自己提出一个目标：建立一门“有机体的哲学”或“哲学的生物学”，这门学说要填补在对物理状况的自然科学描述和哲学反思之间的空白。他认为，从这里出发可以找到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介，由此而避免我们的“理性文化”分裂的危险。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无疑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关于人类理性文化分裂成“两种文化”的问题，在1959年才由英国的查理士·斯诺提出后才引起学术界广泛的讨论，这比约纳斯在这方面的意图实际上要晚了10多年。 

　　1948年，约纳斯受他一位朋友的推荐来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学任教，这时他已45岁了。在加拿大的几所大学陆续地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他于1955年来到美国，在纽约的“新社会研究院”任职。这所研究院是由一批具有自由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在1919年创建的，在这里安置了许多流亡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与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北美的大学教育制度对精神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许是他在战后没有象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那样回到欧洲，而是留在了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其思想发展来看，约纳斯的《责任原理》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伦理学不应只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应同时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这部著作是对伦理学理论传统的一个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伦理学领域中一块“无人区”的开拓。 



　　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本世纪的思想史便可以看到：实际上，施本格勒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以《西方的没落》为题对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发展做了批判。他认为， 在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文明”无非只是一种对“舒适生活”的理解。而“文化”已经逐渐降低为“文明”并因此而开始走向“没落”。“文明”一词自斯本格勒始而带有了贬义的色彩。此后，胡塞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曾严肃地警告人们注意“欧洲人和欧洲科学的危机”（1935年）。海德格尔也试图解答“技术问题”（1954年），哈贝马斯和卢曼则要人们在“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1971年）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大批这样的命题。可以说，人类近代史上的每一次生存危机、每一次利益压迫总会导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绝对有用性的反思。 

　　当今较为成熟、较为严肃的生态哲学思想，代表作就是约纳斯的两卷本《责任原理》。约纳斯认为，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在今天看来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目标，因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从两方面看都不存在：一方面，从主观上或从人的本性上说，人的希望是无限的，换言之，人的物质利益是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的，它是一个无限大；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或从自然的本性上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最大限度实现人类希望的物质条件不存在。因此，通过希望的满足来建立真正的人，这一想法既不具备主观可能性，也不具备客观可能性。在约纳斯看来，新的伦理学原理的提出并不是因为旧原理的不可行性。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人应当“根据责任的原理而不是根据利益的压迫”来改变自己的种类。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在自然界中适者生存，不适者遭淘汰的事实。人类现在便面临着这个问题。如果要继续生存，就必须改造自己的种类，作出人类的一次“有意识的进化”。但是人类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改造和进化，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遇到了生存的危机，经验了利益的压迫，意识到乌托邦和存在的不等性；而且，我们所以这样做，更主要原因是来自一种原理：责任的原理——对自己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然负责。 

　　很明显，《责任原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希望原理》所做的一个反驳，并用一个新原理来代替旧原理的尝试。旧原理建立在满足物质欲望的个人主义自利的基础上，它贯穿在西方思维传统几千年中；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关系。不是靠希望，而是靠责任。“人要自己控制他自身的进化，目标不仅仅在于完整地维持他的种类的存在，而且还在于根据他自己的设计去改善和改变他的种类。我们是否有这个权利，我们是否能够胜任这个创造性的角色，这是摆在突然具备了极大力量的人面前的一个最严肃的问题。” 

　　科学技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处在科学技术的能力范围之外。例如我们无法通过医学手术来完成人的进化。也许人文主义文化的确能为此做一些事。我们至少看到，如今一些不愿被选民们视为落伍的西方政治家们已经开始把“责任”这个概念挂在嘴边。记得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出的1990年总理候选人拉丰坦在大选时曾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能同日而语，利益与责任原则上是相互排斥的；德国目前的首要问题不在于发展经济，而在于保护环境。日本天皇访华时所谈的首要问题是环境问题。克林顿在美国大选中获得胜利的原因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戈尔的环境保护思想。哲学理论对社会政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里已经显示出来。有理由相信，在今后几十年里，生态哲学将不仅仅只在思想史上发挥作用，而且将会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和历史中占据一定的引导位置。而约纳斯的《责任原理》无疑是在生态哲学方面的一部开拓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