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之辩证:贺麟的经验(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位置,甚至还批评过孙中山的学说。贺不但在政治上维护蒋,还通过重心强调、历史联系、补充发挥等方式努力使蒋的哲学精致化、学理化。49年以后,贺麟的政治热情没有降温,且很快与时俱进。“当他第一次读完《新民主义论》以后,就产生了,当年第一次读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时的类似感受。”(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17页)1951年,贺表示“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适时,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让他参加写作班子,贺主动写了《两点感想,一点反省》一文发表。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周谷城,贺奉命作陪。周谷城回忆:“大家受到领导同志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质与记忆》 ;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贺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的政治认同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他对胡适的实验长期持批评态度,但对胡适其人甚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对于旧版中高度评价的哲学家们,1961年却认为“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反而拖着向后退。”(贺麟:《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76页)当然,在1986年的气氛中,胡适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卷土重来,贺已无须按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来修改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五、六十年代修改旧作,那意味着冯友兰的遭遇在等着他。
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他早就认为 :“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旧版第69—70页)他是对政治敞开大门的哲学家。1941年《学术与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说明“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一个学者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有时诚应洁身自好,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但须知独立自由与‘脱节’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与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与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延缓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此论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轨道、政府专制独裁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洁身自好”,学术的超然脱节,很可能助长政府的胡作非为,最后仍不免要伤害学者和学术。所以贺特别批评学术界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的现象: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进分子,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虽有不少纷乱,学术上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统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到了七七事变,学术界的人士,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6 -247页)
贺此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讲话。学术脱离政治在北洋军阀时代之所以是对的,因为它客观上支持国民革命。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1945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少民主精神也。”(《胡适来往书信选》第40—41页)
1956年,贺把政治上的忠诚奉献给此前曾批评过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再度批评学术脱离政治的现象∶
但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做了数不清的惊天动的伟大事业,有着无限的威信,为全国人民所衷心爱戴,所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们大都兴奋感激,拥护歌颂之不暇,更没有人愿意脱离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所以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在他的专业基础如何依靠党,得到党的帮助和指导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9页)
旧版拥蒋,新版颂毛,贺的哲学观一贯通。他没有指出甚或没有注意的是,学者主动以学术贡献于政治是一回事,在号令下把学术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学术是另一回事。其间的关键是政治家是否承认并尊重学术独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独立自由”?无视这个差别而要求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即使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上也只会导致学术的取消。以贺本人为例,曾经写出过《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这样文章的人,后来除了批判和翻译,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哲学论文,以至于在迟暮的1988年,只能抒发对旧作一往深情:“《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
四 政治家的哲学地位
贺是哲学中人,并没有在政治学说与哲学之间划等号。他的标准是 :“至于哲学的职责,则一方面要超出常识,成立一贯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又要解释何以常识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论上欠贯彻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种学说,就事实言,必能解释问题范围内所涉及的一切事实,不能有一个例外。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 ;就理论言,则该项问题中的主要概念必须加以严密的分析,而下一谨严的界说。对于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必须建立有基本的原则,以作立论的根据。简言之,‘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必须这样,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贯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论系统。”(旧版第71页)据此,孙中山、蒋介石对知行学
新的政治认同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他对胡适的实验长期持批评态度,但对胡适其人甚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对于旧版中高度评价的哲学家们,1961年却认为“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反而拖着向后退。”(贺麟:《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76页)当然,在1986年的气氛中,胡适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卷土重来,贺已无须按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来修改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五、六十年代修改旧作,那意味着冯友兰的遭遇在等着他。
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他早就认为 :“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旧版第69—70页)他是对政治敞开大门的哲学家。1941年《学术与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说明“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一个学者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有时诚应洁身自好,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但须知独立自由与‘脱节’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与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与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延缓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此论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轨道、政府专制独裁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洁身自好”,学术的超然脱节,很可能助长政府的胡作非为,最后仍不免要伤害学者和学术。所以贺特别批评学术界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的现象: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进分子,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虽有不少纷乱,学术上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统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到了七七事变,学术界的人士,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6 -247页)
贺此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讲话。学术脱离政治在北洋军阀时代之所以是对的,因为它客观上支持国民革命。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1945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少民主精神也。”(《胡适来往书信选》第40—41页)
1956年,贺把政治上的忠诚奉献给此前曾批评过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再度批评学术脱离政治的现象∶
但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做了数不清的惊天动的伟大事业,有着无限的威信,为全国人民所衷心爱戴,所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们大都兴奋感激,拥护歌颂之不暇,更没有人愿意脱离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所以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在他的专业基础如何依靠党,得到党的帮助和指导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9页)
旧版拥蒋,新版颂毛,贺的哲学观一贯通。他没有指出甚或没有注意的是,学者主动以学术贡献于政治是一回事,在号令下把学术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学术是另一回事。其间的关键是政治家是否承认并尊重学术独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独立自由”?无视这个差别而要求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即使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上也只会导致学术的取消。以贺本人为例,曾经写出过《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这样文章的人,后来除了批判和翻译,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哲学论文,以至于在迟暮的1988年,只能抒发对旧作一往深情:“《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
四 政治家的哲学地位
贺是哲学中人,并没有在政治学说与哲学之间划等号。他的标准是 :“至于哲学的职责,则一方面要超出常识,成立一贯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又要解释何以常识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论上欠贯彻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种学说,就事实言,必能解释问题范围内所涉及的一切事实,不能有一个例外。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 ;就理论言,则该项问题中的主要概念必须加以严密的分析,而下一谨严的界说。对于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必须建立有基本的原则,以作立论的根据。简言之,‘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必须这样,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贯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论系统。”(旧版第71页)据此,孙中山、蒋介石对知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