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历史使命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两位思想家所处时代背景和所担任的历史重任来看，韩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利用抛开传统道德束缚采用君主专制来达到国家统一。而马基雅维利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要抛弃道德伦理的羁绊而且要打破神学的桎梏。
　　（一）在治国的侧重方面：韩非提倡奖励耕战，马基雅维利重视军队的建设
　　韩非生长于战国七雄中最弱的韩国，他认为韩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富国强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根本途径就是要实行发展耕战的政策。他明确提出：“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立于敌者强。”[5]还进一步指明当时韩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务耕战，耕战有功的人就得受赏，在耕战上没有贡献的人则不应得到好处。这样，一个国家的富强才有希望。反之，就会导致亡国的危险。马基雅维利生活时代的意大利经济上较发达，但政治上分裂严重，内部战祸不息且面临外部入侵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寻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和途径。马氏还具体论述了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认为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思想和目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否则也只会亡国。
　　（二）对人民的认识与人民力量的重视程度有较大的差别
　　韩非所处的时代是战乱已持续了百年之久的战国末期，此时的战争主要在国与国之间展开，民众的力量尚未充分显示出来。思想家们一般都比较轻视民众，韩非也有这个特点，他认为帝王只要掌握人性好利恶害的特性使用赏罚两手因势利导地进行统治就可以了。因此在韩非看来，帝王根本不用费力去研究民众问题，而只要把精力用于法制和处理君臣关系就可以了，帝王的统治能否稳定、长久与“民”是没有太大关系的。马基雅维利则与韩非不同，他生活在文艺复兴的盛期，这是一个大力歌颂人，重视人的价值的时代。马氏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他说：“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保持其地位。”又说“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再说“如果人民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可见，马氏是把人民当作君主权利的社会基础的。能看到人民力量的决定作用，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敏锐性和先进性。
　　我们可以看出韩非主张建立的封建世袭君主专制制度与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的君主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不同的，前者趋向于长期的专制独裁，而后者趋向于民主。“马基雅维利只把君主政体看作是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性措施，认为君主的专制和暴力是政治‘药物’。”他的使用是为了治疗病态的国家，不能视为经常的最佳政体。在国家统一之后，仍应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才能使意大利长治久安。
　　在中国，自两汉以后，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刑名之学几乎无世不受到非议。在西方，马氏的《君主论》曾被看作是充满邪恶的著作。然而，韩非与马氏又是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又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韩非子》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可以说韩非开创了君主专制，也直接促成了国家的统一；而《君主论》则是西方政治思想理论的奠基之作。

　　三、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

　　通过比较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现实需要，开出了一剂毒药作为根治痼疾的良方。然而，只要能建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这一剂猛药还是值得下服的。但是，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又存在着无可辩驳的局限性，他们都把专制主义极端化了。韩非和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我们不仅要珍视这笔思想遗产，对于他的局限性也同样要予以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基础上，建构发展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政治哲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应该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辆马车的两个轮子，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