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理学发展成为一门追求善的科学的时候，边缘伦理学家的“性恶论”无疑健全和补充了这种视角的不足，正像包尔生所认识到的：“我们若是从历史中排除所有邪恶，我们也就同时排除了善与恶的斗争，失去了人类最崇高和最壮丽的东西：道德英雄主义。不仅如此，我们还失掉了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善的价值，在伦理学的理论视角下，在现实生活的经验层面，恶都是善的对立面及陪衬，来自人的肉欲和自私所形成的恶，更让人们意识并看到追求善对人生存的意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中西方伦理学都为禁欲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信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据包尔生考察：“禁欲主义”一词从希腊语言中获得，它本意是指在体育场实行的对动物本性的训诫，也表示在哲学学园实行的对内在生活的训诫。基督教将源自古希腊思想的禁欲主义理解为自我否定和神圣化的要求。

　　中世纪的人们普遍相信自从人类背叛上帝之后，世上出现了二种城市，一种上帝之城，居住着上帝决定拯救的人，一种尘世之城，居住着上帝决定毁灭的人，如果我们为善可以使上帝喜欢，我们就会因此而得救进入上帝之城。禁欲主义这种与人的本性相悖的道德要求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道德信念，是因为人们普遍希望取悦于上帝而获救。

　　中国伦理学的禁欲主义特点在宋至明的理学发展中颇为引人注目，可以称为“克己论”或“严肃论”，特别是在二程和朱熹学说中。二程把义利完全对立，他们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朱熹则指出圣贤千言万语，可用一句话概括：明天理，灭人欲。他把义利关系归之为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这种鄙视物质生活，认为应克制欲望发展理性的学说肇始于孔子，他在《论语·述而篇》里，这样表达自己对财富的理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中世纪的伦理学说与主张基本都与最具有大众基础的原罪说有关，如阿奎那的“泪海人世说”，他认为人生是悲惨的，人世是眼泪的海洋，其中充满了瘟疫、痛苦，只有上帝可以拯救人类。这种学说和东汉时期传人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得到长足发展的佛教主张颇多相似之处，佛教创始人悉达多·乔答摩能抛弃王位和豪奢的生活，剃度出家，就是有感于人生老病死的痛苦，他希望通过苦行求得觉悟和解脱之路。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这固然是对现实矛盾的揭露，但是关于人生之苦的根源，佛教认为不在于社会，而是在于个人的“无明”，也就是对于真理的愚昧无知。因此佛教把人通过修行扼制欲望作为解脱痛苦进入涅粲之境的必由之路。基督教和佛教都热衷于为世人许诺来生的幸福，那是真正永恒的幸福，其代价是对世俗人生痛苦的忍受。

　　对于中世纪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历史上评价较低，以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下列表述为代表：“我们必须对经院哲学家下一个判断，作出一种估计。他们研究了那样崇高的对象、宗教，他们的思维是那样的锐敏而细致，他们之中也有高尚的、好学深思的个人、学者。但经院哲学整个讲来却完全是野蛮的抽象理智的哲学，没有真实的材料、内容。它不能引起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也不能退回到它那里去。它只是形式、空疏的理智，老是在理智的规定、范畴的无根据的联系中转来转去。”尽管宋明理学也与西方的经院哲学有着相似的气质，我们却不能这样看待其作为一种思想历程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的地位，尽管它的严格和谨慎制约了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但是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为我们提出了关于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相融的较为恰当的表现形式，使儒学重获独尊地位，为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提供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他们格物致知，穷究天理的执著让我们看到道德通过文明化的心智清晰地显现，道德的进步也往往由这些从本民族的知识精英中脱颖而出的智者贤人引领。人类的道德进步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一如那些充满悲观主义气息的思想家们所预想的那样，孔子说：“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孔子之后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惕性促成了道德学家在内心保有对本民族道德进步的渴慕。即使在今天我们谈道德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即使在今天我们分析民族的道德心理依然可以看到朱王学说影响的无处不在和它对完善个人道德修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