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人经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展开如此激烈地批判，以及对其所怀有的明显悲观态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因为“记忆、反思和经历都是理论构造的必要组成部分"[4)(149)。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目睹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对德国法西斯利用宣传工具操纵大众意识有痛切的感受，部分决定了其文化态度:“奥思威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奥思威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n [5)(367)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于是，奥思威辛几乎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摆脱的阴影。霍克海默在纽约的秘书麦尔曾经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可以说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我们都觉得有一种使命，包括所有的秘书，所有参加研究所并在那里工作的人，这个使命确实使我们产生了忠诚和一体的感情。n[6)(165)于是研究所的成员被法西斯无情地驱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此开始了颠沛的流亡生活。然而当他们到了异地美国时，到处都是大众文化的迹象，人们热衷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并且津津乐道。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所产生的痛切感受，自然而然使他们对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操纵特别敏感。凯尔纳指出:“法西斯主义对研究所的计划与理论构成了重要影响。它把‘研究所’成员驱赶到流亡状态，从而也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理论兴趣、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对政治与社会的态度。rr[3)(22)因此可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法西斯主义阴影笼罩之下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与痛苦记忆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心理图式—大众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就转换成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而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又是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合理延伸。

    三、文化因素

    (一)欧洲中心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原先是在欧洲的文化背景下成立的，而欧洲的文化有很深的古典文化、高雅文化的传统，与大众文化截然不同。由于深受此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当法兰克福学派被驱逐到美国这一无古典文化传统的国家时，他们所见到的自然就是一派大众文化的迹象。自然，其成员对大众文化极度的不适应，甚至存在难以克服的偏见。以阿多诺为例，马丁·杰就特别指出:“在他的星丛中，颇令人吃惊的是第三颗星，那就是上流文化街守主义，尽管他有马克思和现代主义的倾向，但如果不把第一沙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复古的反资本主义考虑进去，就很难充分理解阿多诺。他对大众文化的内在反感，对官僚统治的强烈乱视，以及对技术的工具理论的无限厌恶，都是一种意识的标志，退种意识形成于对德国上流社会衰落的觉悟，他的思想中反映出深深的悲观主义潜流。n (a)(12)“对于在流亡时期遭际的各种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他都嗤之以鼻。归跟结底，欧洲中心主义使阿多诺决不会同情美国人，更不用说同情西方之外的比较原始鱿文化形式了。a(a)(185)从阿多诺的一段苦涩的表白中，也可以看出其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寓意。“在美国，我从文化边界的天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从外部看待文化的能力。这里提供我意j'%到的一个例子:与我而言，尽管所有的社会批评与意识都有经济优势，但是绝对的精神关联物却总是自明的。在美国，我被告知的自明性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精神相关的东西不会得到明确的尊重，不像中欧和西欧，这种尊重渗透在所谓的受教育阶级那里;这种尊重的缺席导致精神朝着批评的自我决定方向出发。m (3)(25)阿多诺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大众文化，但是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美国文化并拿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作对比的意图却是一目了然的。在这种比较中，他还是倾向于欧洲文化，因为美国文化本来就缺少欧洲文化中无需证明的“精神”，人们对“精神”缺少必要的敬意。难怪，阿多诺虽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在他选定的环境中感到安然自得。针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一向持有的不屑一顾的态度，马丁·杰在《辩证的想象》一书中，曾经形象地把他们说成是‘旧耳曼的‘王公贵族’( German ` mandarins' ) "。由此可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骨子里充满的是一种守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