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集团与个人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看来，历史是根源于个人实践的。然而，我们在历史的运动中经常看 到的是集团的行动。在每一次历史事变中，都显示出了集团的力量，即表现为集团之间的冲 突。集团之间的冲突决定了集团的存在和改变，而集团自身性质、结构的改变和矛盾对立的 平衡或非平衡状况，又决定了历史事变的方向与进程。因此，历史发展的最直接的承载物是 集团，集团是反映在历史表象上的主体。
但是，集团决不是离开了个人的抽象。萨特认为，对集团在历史事变中的作用的进一步 考察，就会发现历史事变的深层是个人在起作用，集团只不过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工具和桥梁， 集团也是个人创造的。当然，在个人创造集团的同时，集团又把权力和效力给予个人，接受 这种给予的人也就成了集团的创造物，成了集团的代表和象征。个人永远是不可还原的因素， 一切集团都铭刻着个人的印记。当集团的结构能够包容个人的特殊性时，集团中处处都突出 地显现着个人的特殊性；当集团的内部结构不允许个人的特殊性存在时，那么这个集团无非 是把个人的特殊性普遍化，即集团在整体上表现为个人的个性。因为集团在为自己创造出领 袖时，往往是把集团个人化了。因此，集团也需要从个人那里获得理解，或者说，集团无非 是个人的存在形式。
我们知道，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关于个人的人的理论，但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又是 把人放置在历史之中，放置在具体的集团之中的。因为只有在集团之中，个体才需要在理解 自我的同时也理解别人，并且在这种理解中形成集团的结构和实现集团的功能。也就是说， 集团需要统一的理论和原则来规范集团中的一切个人，而这种理论和原则正是来自于集团中 的一切个人自我理解和理解别人的方式。
萨特认为，集团的形成是根源于外部压力的威胁，这种威胁使每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 自己，因而把自己的命运也看作是他人的命运。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当法国国王惧怕发生 一场暴力而把军队调到巴黎时，本来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间相互猜疑的巴黎群众，一下子意 识到国王对他们的不信任，意识到他们即整个巴黎群众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把对自己的威 胁也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人的威胁来体验，认识到在被国王的军队包围了的巴黎，每个人的命 运是同全体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不再抢劫面包坊而去抢劫军械库，从而 武装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由于国王的军队已经开进巴黎，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攻克国王在 巴黎的堡垒——巴士底狱。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狱中组成的集团完全是由于国王的 军队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这种集团中，“个人之间的联结，在其各种真实的形式上， 是在他人那里直接发现了人们自己的它者性的联结。” [6] 是共同的危险把分散的个人实践 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
总之，在萨特看来，集团并不是超个人的社会实体，集团仅仅是由个人构成的，是个人 的存在形式，集团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从属于个人的目的的。所以社会集团与人的关系也就是 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自身的关系。
四 社会集团的类型
社会集团作为人的存在形式并不总是与个人相一致相谐调的，尽管集团是由人结合起来 的，然而一旦人结合成集团，就会出现人与集团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状况，随着集团的发展， 集团的内部结构越是有序，集团的组织越是严密，人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就越是严重。 就集团是人的存在形式而言，人与集团的对立也就是人与自身的对立。
萨特认为，社会集团主要有融合集团、誓愿集团和制度集团等几种类型。
巴黎群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是一个“融合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有 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 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萨特说：“融合集团 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复。” [7] 在这种集团中， “每个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反 作用：不是作为个人或他者，而是作为共同的人的个别体现。” [8]
融合集团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一旦共同的目标实现之后，融合集团就会昙花一现地 消失了。巴士底狱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为融合集团在恢复了个人自由的 同时必然面临着遭到个人自由破坏的未来。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只能够实现瞬间的结合。如果 去维护集团的形式，个人自由就得不到张扬，而维护个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团。也就是说， 个人可以自由地组成融合集团，也可以自由地退出这个集团。
因此，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集团，即“誓愿集团”。誓愿集团是由 其成员宣誓牺牲自己的自由去保卫公共自由而组成的集团。誓愿集团是建立在誓言的基础上 的。从这种集团的内部机制看，它取决于两个因素：友爱和恐怖。成员间的友爱可以对个人 起到约束作用，促使个人遵从自己的誓言。但仅仅靠友爱来约束个人并进一步维系集团是非 常不可靠的，它还需要借助于恐怖来强制个人遵从自己的誓言。也就是说，集团需要把外在 的恐怖内在化，向其成员揭示：一个外在的恐怖就存在于他们身边，他们只有处在这个集团 之中才能抵御这个恐怖。因此，誓愿集团不在于促进友爱，而在于抵御恐怖。
这个集团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又必须使其结构组织化，即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一定 形式的组织，通过工作专门化而提高集团在整体上的有机性能。这样一来，集团就形成了某 种综合的权力，以致于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得不服从某一威权的强制性支配。这时，集 团的行动就不再具有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自发性了，集团共同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成员之间 的越来越细的分工，而分工把人形式化和抽象化，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在 集团的内部产生了与集团相对立的因素，随着这种因素的增长，威权的力量越来越小，以致 于集团随时都有可能把威权作为个人权威来加以否定，并进而导致集团的瓦解。
为了在威权衰落的情况下继续保证集团的存在，誓愿集团的组织性就需要被制度化，那 些凌架于集团之上的威权也就会因制度化而被巩固。誓愿集团的制度化也就是“制度集团”。 在制度集团中，个人就如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被固定在他的工作中，所谓集团的共同目标成了 他在工作中必须履行的狭隘义务，作为个人自由的目标却对于他陌生起来，因而实践成了外 在于他的异化，即成为一种反个人自由的反实践。
制度集团是官僚化的温床，因为，集团为了使越来越广泛的分工和越来越分散的活动统 一为集团的共同行动，就必须在集团内部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官僚，建立 起能够发挥集团功能的官僚机构。这样一来，人与制度的对立就进一步演化成了人与人的对 立。可见，从融合集团到誓愿集团再到制度集团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形式化，这个过程是 人不断获得其本质的过程，但也是人的异化的过程。发展到制度集团，当人与人相对立时， 实际上也就成了人与自己的对立，当这种对立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要求扬弃异化、反对对 立和改变自身存在的要求重新激化，因而历史出现新的一轮循环。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存 在方式的这种变更中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