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一
列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 ），是法国当代负责？或者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应当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社会政治敏感性，他们把自身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肩负启蒙的使命，在理论上启蒙，在实践中适应。启蒙与适应使介入有了双重含义。他们易于生气、激动，积极抗议请愿。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动起来。
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福柯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康德”。后期福柯的主要问题是寻找真实的政治。他认为，真理的立场即风格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17]这位新康德在法国本土总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头脑里和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离乡情结，总想过一种异乡生活，以至打算去旧金山定居。从福柯的实际生活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究竟什么是福柯所谓的“真实政治”？在他看来，革命欲望当时已成了问题，而权力和它构成的关系才是生产性的，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产生一直是缠绵于他心中的问题。权力与真理被人们用来表明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权力既最显又最隐，开始于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形式之中。福柯试图寻找到这种权力。权力中未澄明的真实政治（政治真相）是现实社会疾病的潜在诱因。因此，只有真正寻找到这种潜在诱因，才能根治社会疾病。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是锋利的。自19世纪以来，哲学就不断接近“现时问题”，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现时既是政治的又是历史的，它是政治的历史，是历史的政治，是历史在现实政治上的内在展开。它表明了我们的目前状况和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统一。福柯最感兴趣的是“现时问题”，强调哲学研究人自身所居的现时世界。
十三
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反抗者。他们要么醒世乐观，要么粉饰悲观。列维也自认为是正统派、随大流的人、讲究礼貌的平民，曾是极端结构主义者、力做有学问的反抗者、各种政治语言的宣传者、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心中典型的狂热信徒。阿尔都塞等思想大师对列维一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后继有人。
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是自由冒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现为呐喊，从事非政客式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是一种低下政治或准政治实验。知识分子往往脚踏两只船：创立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实践。这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甘愿为自由而冒险的在者。随着灵魂与世纪的黑夜降临，法国知识分子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自由冒险就这样结束了，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群群晃动着、扭曲着、高矮长短的抽象背影。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社会风云中掉入深渊，并以失败告终。伟大的知识分子死了。
在列维看来，知识分子冒的是“自由”之险，表现在两个方面：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冒自由之险就是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冒险者作为冒险的存在者，与一切别的存在者具有相同的方式。冒险者之为冒险者的方式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冒险是一种存在方式，把冒险者引向存在者，把冒险引向存在。海德格尔在解释里尔克诗后指出，里尔克没能回答“冒险者冒何险？”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海德格尔十分关心的。海德格尔写道：
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templum）；也即说，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谓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从存在之圣殿（Temple）方面思考，我们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何险。他们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故，无论何处，唯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18]
海德格尔非常看重“语言”，语言把知识分子引向道说，语言把他们引向了写作或革命理论；除了语言，还有实际，现实把他们引向了战斗或革命实践。他们不仅冒语言之险，而且冒实际之冒险，或者说，不仅冒写作之险，而且冒战斗之险，即是说，不仅冒革命理论之险，而且冒革命实践之险。对他们来说，语言是冒险的自由居所，冒险是语言的自由居所，因为他们冒的是自由的险，即，冒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之险。“写作”、“战斗”、“自由”等等，都是字词，通过它们，知识分子通达它们所指向的领域——社会领域或语言以外的领域，因此，他们不仅仅道说即写作。当诗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承担起写作与战斗的双重使命。因此，“知识分子何为”远比“诗人何为”宽广。可见，知识分子是在写作与战斗的双重冒险中显现自身的。写作与战斗互为桥梁，互相符合。冒险者冒自由场所的险，语言是自由的居所，自由是语言的居所。冒险者栖居于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中。冒险者通过“写作”、“战斗”、“自由”这些字词走向它们所指：写作行为-写作成果、战斗行为-战斗成果、自由理想-自由现实。在它们所指向的区域，冒险者成为写作与战斗的存在者。知识分子冒险更甚者，必须写作与战斗；作为写作更甚者，必须战斗；作为战斗更甚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必须写作。写作与战斗就是存在。
冒险者的冒险或冒险性存在成为形而上学的显现对象。这个对象也必须通往公开状态。知识分子作为冒险的存在者正是在这一公开状态展露才华的，在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成为自由的居主（自由的写作者与战斗者）或自由的存在者。
知识分子作为分子，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以高科技生产为特征的知识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十分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越来越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体力劳动者本身也成长为有知识、有科学、有技术的生产者。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商相结合。这有利于知识分子成为有体力的脑力劳动者，也有利于工农成为有脑力的体力劳动者，还有利于进一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甚至自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和大众肩负着启蒙的历史使命，试图主导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知识兴国的今天更是如此。
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风骨与品质，应当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是自觉崇尚智慧、知识、真理、识见、理智与理性的权威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社会责任感、理性判断、民主、批判、怀疑、良知、创造的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是“高极的”知识分子，区别于那些低级庸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大小之别，常言“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如同大作家与小作家之别。智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此外者（低极庸俗的知识分子）就是小知识分子。
[1]. Bernar
列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 ），是法国当代负责？或者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应当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社会政治敏感性，他们把自身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肩负启蒙的使命，在理论上启蒙，在实践中适应。启蒙与适应使介入有了双重含义。他们易于生气、激动，积极抗议请愿。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动起来。
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福柯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康德”。后期福柯的主要问题是寻找真实的政治。他认为，真理的立场即风格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17]这位新康德在法国本土总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头脑里和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离乡情结，总想过一种异乡生活，以至打算去旧金山定居。从福柯的实际生活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究竟什么是福柯所谓的“真实政治”？在他看来，革命欲望当时已成了问题，而权力和它构成的关系才是生产性的，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产生一直是缠绵于他心中的问题。权力与真理被人们用来表明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权力既最显又最隐，开始于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形式之中。福柯试图寻找到这种权力。权力中未澄明的真实政治（政治真相）是现实社会疾病的潜在诱因。因此，只有真正寻找到这种潜在诱因，才能根治社会疾病。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是锋利的。自19世纪以来，哲学就不断接近“现时问题”，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现时既是政治的又是历史的，它是政治的历史，是历史的政治，是历史在现实政治上的内在展开。它表明了我们的目前状况和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统一。福柯最感兴趣的是“现时问题”，强调哲学研究人自身所居的现时世界。
十三
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反抗者。他们要么醒世乐观，要么粉饰悲观。列维也自认为是正统派、随大流的人、讲究礼貌的平民，曾是极端结构主义者、力做有学问的反抗者、各种政治语言的宣传者、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心中典型的狂热信徒。阿尔都塞等思想大师对列维一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后继有人。
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是自由冒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现为呐喊，从事非政客式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是一种低下政治或准政治实验。知识分子往往脚踏两只船：创立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实践。这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甘愿为自由而冒险的在者。随着灵魂与世纪的黑夜降临，法国知识分子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自由冒险就这样结束了，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群群晃动着、扭曲着、高矮长短的抽象背影。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社会风云中掉入深渊，并以失败告终。伟大的知识分子死了。
在列维看来，知识分子冒的是“自由”之险，表现在两个方面：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冒自由之险就是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冒险者作为冒险的存在者，与一切别的存在者具有相同的方式。冒险者之为冒险者的方式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冒险是一种存在方式，把冒险者引向存在者，把冒险引向存在。海德格尔在解释里尔克诗后指出，里尔克没能回答“冒险者冒何险？”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海德格尔十分关心的。海德格尔写道：
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templum）；也即说，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谓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从存在之圣殿（Temple）方面思考，我们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何险。他们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故，无论何处，唯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18]
海德格尔非常看重“语言”，语言把知识分子引向道说，语言把他们引向了写作或革命理论；除了语言，还有实际，现实把他们引向了战斗或革命实践。他们不仅冒语言之险，而且冒实际之冒险，或者说，不仅冒写作之险，而且冒战斗之险，即是说，不仅冒革命理论之险，而且冒革命实践之险。对他们来说，语言是冒险的自由居所，冒险是语言的自由居所，因为他们冒的是自由的险，即，冒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之险。“写作”、“战斗”、“自由”等等，都是字词，通过它们，知识分子通达它们所指向的领域——社会领域或语言以外的领域，因此，他们不仅仅道说即写作。当诗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承担起写作与战斗的双重使命。因此，“知识分子何为”远比“诗人何为”宽广。可见，知识分子是在写作与战斗的双重冒险中显现自身的。写作与战斗互为桥梁，互相符合。冒险者冒自由场所的险，语言是自由的居所，自由是语言的居所。冒险者栖居于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中。冒险者通过“写作”、“战斗”、“自由”这些字词走向它们所指：写作行为-写作成果、战斗行为-战斗成果、自由理想-自由现实。在它们所指向的区域，冒险者成为写作与战斗的存在者。知识分子冒险更甚者，必须写作与战斗；作为写作更甚者，必须战斗；作为战斗更甚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必须写作。写作与战斗就是存在。
冒险者的冒险或冒险性存在成为形而上学的显现对象。这个对象也必须通往公开状态。知识分子作为冒险的存在者正是在这一公开状态展露才华的，在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成为自由的居主（自由的写作者与战斗者）或自由的存在者。
知识分子作为分子，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以高科技生产为特征的知识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十分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越来越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体力劳动者本身也成长为有知识、有科学、有技术的生产者。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商相结合。这有利于知识分子成为有体力的脑力劳动者，也有利于工农成为有脑力的体力劳动者，还有利于进一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甚至自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和大众肩负着启蒙的历史使命，试图主导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知识兴国的今天更是如此。
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风骨与品质，应当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是自觉崇尚智慧、知识、真理、识见、理智与理性的权威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社会责任感、理性判断、民主、批判、怀疑、良知、创造的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是“高极的”知识分子，区别于那些低级庸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大小之别，常言“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如同大作家与小作家之别。智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此外者（低极庸俗的知识分子）就是小知识分子。
[1]. Ber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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