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伯特·博德对西方思想的阐述[1]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贺伯特·博德（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哲学系退职教授）出生于1928年，他的主要著作呈现出三部曲的构思。至今出版的有《形而上学的拓扑学》和《现代的理性结构》。这里所开始的不亚于对西方历史的一种系统的整体构思，从希腊的开端[复数]到当代。
这样精深博大的事业需要清晰的建筑学和目标明确的选材，整体和自己的主导的陈述意图才不至于在精微部分的细节上从视线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体区分”的位置[复数]上，它们对于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个时代的思想形态[复数]的整体性是不可放弃的。因而，宗旨不是时间历史-全书式的总体性，而是按照事质来划分的整体性。各个思想家乃至他们的位置对于思（Denken)是“建筑工具”，这种思把自己本身理解为一种“建筑性的”思，更专业地说：一种“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思。
在整个建筑学中，博德区分三种各自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精神历史阶段：（1）从古希腊直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2）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现代和（3）接下来的“次现代”[Submoderne]（博德优先选择的措辞）或者后现代。博德所关心的是突出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每一次“切割”的彻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问地设置为前提的哲学“运作连续性”的意义上，通过效用历史和问题历史的视角化把这些阶段“粘贴起来”：这样的方式只是掩盖了[如下事实]，思在每一个时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学关怀正是这种区分而言，因而需要划分各个使命的清楚界线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 的清楚界线。作为在个别阶段内的位置[复数]（所谓rationes[理性关系]）的区分原则和建筑原则，一种三分式起着重要作用，博德从海德格尔的用语“思想之事的规定”那里借来这种三分。一个位置让自身由此来得到规定：它是从（一）思，（二）从[思之]事还是从（三）前两者的规定来取其开端，接下来的两个其它关系项[Termini]的顺序是如何构成的。每三个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关系]组成一个形态[Figur]，它的联系每一次由这些关系项的一位来承担并且完成。这种抽象的结构原则已经指出理性这一概念的基本的内容上的区分[复数]，博德的全部工作围绕着理性地运筹和继承这些区分：“自然理性”（对于现代：“技术理性”）从作为第一关系项的思乃至认识来发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态[复数]围绕着其ratioes[理性关系]中的事-关系项，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 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每次皆从规定开始。[2]
在献给西方之思第一阶段的《形而上学的拓扑学》（=TM）中，博德阐明“自身不再运动的形而上学”，为的是“在形而上学之知中寻访开端性的理性的或者‘开端的’思想的原则，而原则首先为历史性的。”（TM 49）。这里他发现一个基本模式，这让他把形而上学的历史分为三个同等的时代：时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态[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学的思的前面，这就是说，一种非哲学的知，一种关于人的规定的知先行于哲学。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关系中，自然理性处在这种智慧的对立面，自然理性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观察中提出一种知，并且试图占据原始智慧的地位。这种自然之知最终表明自身没有根据，同时带来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约束性的危机，这导致理性与自身相区分。区分是这样发生的，理性作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 （“形而上学的”）通过自然哲学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结合”：这种衔接的发生是由于概念把握的理性赋予丧失约束力的智慧以相应的“逻辑”和与之不可分的确定性，这意味着，把智慧建立在相应的原则上并且将它带到第一科学——形而上学——的形式中。在这种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对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护或者掩护[Bergen]中，理性显示为在哲学的词义 [“爱-智慧”] 上的理性，形而上学显示为真实的“爱-智慧”：“形而上学知道自己从它的每一个开端上就是爱-智慧。在它的每一个时代它皆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现为科学，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智慧是给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晓的礼物。”（TM 442）
为了适应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为了能够恰当地“用概念来继承”[concipieren] 智慧之知，理性必须特地规定自身，把自己作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与自己作为自然的理性区分开来。所以，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历史在博德的阐述中最后只有通过理性本身的区分运动才能够把握。因而，对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回答与其把注意力转向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区分）或者神学（最高存在者的学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作为思想形态的形而上学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这种理性所缔造的得到论证的洞见的统一性上，这是对一种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见。
把这种结构原则应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显的智慧形态[复数]的三分式[3]和与智慧形态[复数]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复数]上，其组织构成如下：缪斯之知出现在第一时代（荷马，赫希俄德，索伦），知的核心内容在所是[was ist]和所应是[was zu sein hat]的同一性上，这种同一性以神性的决议为依据。与这种得到启示和神性担保的关于如其所是的约束性的智慧相对立，自然理性出现在宇宙论的形式中（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人的洞见的不完满导致这样一种危机，在危机中形而上学的理性首次以巴门尼德的形态而出现并且把那种孤绝的[das eine]存在者[巴门尼德的另一准确的说法是：如其是/wie es ist。]规定为约束性和完美洞见的结合原则。柏拉图的善的理式处在认识论的完美中，在这里亦如在亚里斯多德的作为第一科学和神学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理性的纯粹现实性，缪斯智慧的具有约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终在变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学的掩护[Bergen]。结论是：“第一时代的形而上学用“让”[Lassen]的方式来完成可以洞见者和所应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让KOSMOS[宇宙]存在——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亚里斯多德没有忘记，他在开端上须感谢谁：他的荷马。”（TM 165）
在形而上学的中间时代（在博德这里中间时代包括[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的]晚期希腊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约智慧的福音（对观福音，保罗，约翰）打破已经先于它而存在的教条的、怀疑论的和奥秘的哲学之知，哲学企图“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为智慧”（TM 205）。奥古斯丁关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却不是通过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过时代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的位置自身，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终为单纯的和不可言说的原则给予了中间时代。中间时代的哲学用奥古斯丁的爱-智慧（amor sapientiae）接受了原则的规定，与这种爱紧密联系的是“践行真理”，作为精神的行动，在这里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镜像。在结束的位置上，托马斯的神学显示自己是“中间时代的形而上学的科学”（TM 301）：作为神性的科学（scientia divina）它通过启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学联系起来。在这个合题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认识能力中始终依赖于给人们去信仰的articula 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启示的智慧为概念所继承并且被掩护在科学的稳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后的时代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所继承，它是在艺术（米朗凯基罗），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鲁诺，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诗中（卢梭，席勒和荷尔德
这样精深博大的事业需要清晰的建筑学和目标明确的选材，整体和自己的主导的陈述意图才不至于在精微部分的细节上从视线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体区分”的位置[复数]上，它们对于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个时代的思想形态[复数]的整体性是不可放弃的。因而，宗旨不是时间历史-全书式的总体性，而是按照事质来划分的整体性。各个思想家乃至他们的位置对于思（Denken)是“建筑工具”，这种思把自己本身理解为一种“建筑性的”思，更专业地说：一种“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思。
在整个建筑学中，博德区分三种各自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精神历史阶段：（1）从古希腊直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2）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现代和（3）接下来的“次现代”[Submoderne]（博德优先选择的措辞）或者后现代。博德所关心的是突出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每一次“切割”的彻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问地设置为前提的哲学“运作连续性”的意义上，通过效用历史和问题历史的视角化把这些阶段“粘贴起来”：这样的方式只是掩盖了[如下事实]，思在每一个时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学关怀正是这种区分而言，因而需要划分各个使命的清楚界线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 的清楚界线。作为在个别阶段内的位置[复数]（所谓rationes[理性关系]）的区分原则和建筑原则，一种三分式起着重要作用，博德从海德格尔的用语“思想之事的规定”那里借来这种三分。一个位置让自身由此来得到规定：它是从（一）思，（二）从[思之]事还是从（三）前两者的规定来取其开端，接下来的两个其它关系项[Termini]的顺序是如何构成的。每三个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关系]组成一个形态[Figur]，它的联系每一次由这些关系项的一位来承担并且完成。这种抽象的结构原则已经指出理性这一概念的基本的内容上的区分[复数]，博德的全部工作围绕着理性地运筹和继承这些区分：“自然理性”（对于现代：“技术理性”）从作为第一关系项的思乃至认识来发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态[复数]围绕着其ratioes[理性关系]中的事-关系项，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 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每次皆从规定开始。[2]
在献给西方之思第一阶段的《形而上学的拓扑学》（=TM）中，博德阐明“自身不再运动的形而上学”，为的是“在形而上学之知中寻访开端性的理性的或者‘开端的’思想的原则，而原则首先为历史性的。”（TM 49）。这里他发现一个基本模式，这让他把形而上学的历史分为三个同等的时代：时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态[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学的思的前面，这就是说，一种非哲学的知，一种关于人的规定的知先行于哲学。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关系中，自然理性处在这种智慧的对立面，自然理性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观察中提出一种知，并且试图占据原始智慧的地位。这种自然之知最终表明自身没有根据，同时带来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约束性的危机，这导致理性与自身相区分。区分是这样发生的，理性作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 （“形而上学的”）通过自然哲学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结合”：这种衔接的发生是由于概念把握的理性赋予丧失约束力的智慧以相应的“逻辑”和与之不可分的确定性，这意味着，把智慧建立在相应的原则上并且将它带到第一科学——形而上学——的形式中。在这种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对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护或者掩护[Bergen]中，理性显示为在哲学的词义 [“爱-智慧”] 上的理性，形而上学显示为真实的“爱-智慧”：“形而上学知道自己从它的每一个开端上就是爱-智慧。在它的每一个时代它皆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现为科学，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智慧是给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晓的礼物。”（TM 442）
为了适应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为了能够恰当地“用概念来继承”[concipieren] 智慧之知，理性必须特地规定自身，把自己作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与自己作为自然的理性区分开来。所以，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历史在博德的阐述中最后只有通过理性本身的区分运动才能够把握。因而，对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回答与其把注意力转向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区分）或者神学（最高存在者的学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作为思想形态的形而上学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这种理性所缔造的得到论证的洞见的统一性上，这是对一种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见。
把这种结构原则应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显的智慧形态[复数]的三分式[3]和与智慧形态[复数]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复数]上，其组织构成如下：缪斯之知出现在第一时代（荷马，赫希俄德，索伦），知的核心内容在所是[was ist]和所应是[was zu sein hat]的同一性上，这种同一性以神性的决议为依据。与这种得到启示和神性担保的关于如其所是的约束性的智慧相对立，自然理性出现在宇宙论的形式中（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人的洞见的不完满导致这样一种危机，在危机中形而上学的理性首次以巴门尼德的形态而出现并且把那种孤绝的[das eine]存在者[巴门尼德的另一准确的说法是：如其是/wie es ist。]规定为约束性和完美洞见的结合原则。柏拉图的善的理式处在认识论的完美中，在这里亦如在亚里斯多德的作为第一科学和神学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理性的纯粹现实性，缪斯智慧的具有约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终在变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学的掩护[Bergen]。结论是：“第一时代的形而上学用“让”[Lassen]的方式来完成可以洞见者和所应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让KOSMOS[宇宙]存在——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亚里斯多德没有忘记，他在开端上须感谢谁：他的荷马。”（TM 165）
在形而上学的中间时代（在博德这里中间时代包括[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的]晚期希腊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约智慧的福音（对观福音，保罗，约翰）打破已经先于它而存在的教条的、怀疑论的和奥秘的哲学之知，哲学企图“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为智慧”（TM 205）。奥古斯丁关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却不是通过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过时代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的位置自身，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终为单纯的和不可言说的原则给予了中间时代。中间时代的哲学用奥古斯丁的爱-智慧（amor sapientiae）接受了原则的规定，与这种爱紧密联系的是“践行真理”，作为精神的行动，在这里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镜像。在结束的位置上，托马斯的神学显示自己是“中间时代的形而上学的科学”（TM 301）：作为神性的科学（scientia divina）它通过启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学联系起来。在这个合题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认识能力中始终依赖于给人们去信仰的articula 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启示的智慧为概念所继承并且被掩护在科学的稳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后的时代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所继承，它是在艺术（米朗凯基罗），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鲁诺，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诗中（卢梭，席勒和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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