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上帝之死”不仅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端；不仅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契机；不仅是一个困境，也是一个转折。“上帝之死”带来一种新的上帝观，或者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上帝，而仍然是圣经的上帝，但绝对不再是本体论神学的上帝，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上帝，不再是拯救灵魂的上帝，不再是道德至善的上帝，不再是世界的统一性、意义和根据的自因的上帝。 真正的上帝就是圣经的上帝，就是一个能受难且已经受难了的上帝。这个上帝正是通过他在耶稣基督中的软弱无助和受苦受难成为人的担当和慰藉。基督教本身是追随基督和纪念基督的共同体和蒙召的人，这些人在上帝面前与上帝一起生活就是分担参与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苦难，为这他人而生活。与上帝一起生活就不意味着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而是以一个成年的人的力量去分担和参与上帝之爱的软弱无力，因为与人的强力意志相比，上帝之爱的本质恰恰是软弱无力的。上帝道成肉身是为了这个世界，为了这个世界的人，上帝的肉身耶稣在此世的存在就是全然为着他人的生存，在他的生平和死亡中我们看不到一点所谓他的自我和个体的东西，并且他以自己的身体承担了他人的软弱和苦难，亲自上了十字架。朋霍费尔的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更强调此世的耶稣承担世界的苦难的意义，而不是强调十字架的荣耀和十字架的奥秘。
在无神论的时代中，这个苦难的上帝将成为隐秘的基督徒的全部生活隐秘的中心，是生活复调的坚定而清晰的主旋律。在主旋律坚定而清晰的条件下，就要最大可能地发展其他各个声部的旋律，形成一个完整的基督生活的织体。没有主旋律，其他各个旋律就是完全自律、各自发展的；同样没有对位的旋律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旋律，就失去了基督生活的丰富性和整体性，也就不复为基督的生活了。朋霍费尔的复调的比喻不仅针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而且同样适用于基督教神学本身。基督教神学也必须是一个丰富的神学，既不能失去它自身的中心，同时也不能失去它的边缘域。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无疑是失去了神学的中心，也就是上帝之道耶稣基督，辨证神学的革命就是重新确立基督教神学的中心和主旋律。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基督教自由神学和社会福音运动对此世生活的关注被辩证神学中断之后，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在世俗化的世界中如何进入世界的问题。莫尔特曼将辩证神学对自由神学的中断称为“境域的丢失”（Verlust des Horizontes），也即“失去了世界的、历史的、精神现实的境域”。 而神学失去了境域也意味着“失去了中心”（Verlust der Mitte）。这正如朋霍费尔所说，失去了次终极的，也就失去了通往终极的事物的道路。虽然在一战后二战前巴特的辩证神学和布尔特曼的宣道神学重返了上帝之道的神学中心，但他们同时却又失去了上帝之道和上帝诫命历史的、此世的现实性。布尔特曼基本上对现实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尽管他加入了反对纳粹的认信教会，而巴特的巴门宣言的教会政治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二战后教会重建的现实需要。莫尔特曼认为，是朋霍费尔将基督论的中心真正地放在了此世的生活坚实而宽广的境域之上。他的希望神学的任务仍然是接续朋霍费尔获得现实境域的使命。正是这种基督徒的激情，这种神学家重建基督教的雄心，使得朋霍费尔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神学家，并且引发了六十年代英美激进神学运动和德国的希望神学、政治神学、普世神学等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