畴，一切事物的存在性质都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和说明，因而形而上学乃是一个范畴的体系。在近代哲学中，康德深入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首次将他的十个范畴改造为量、质、关系、样式四组十二个知性范畴，建立了“先验逻辑”。康德主张我们只能认识由一切可能经验的总和构成的现象界，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或本体界，而知性范畴作为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对于作为现象界的自然具有立法作用，从而以“内在化”的方式有条件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设想。此后，黑格尔向形而上学希图成为科学的最高理想发起了又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冲击，他在批判地继承康德的范畴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古代哲学客观性立场与近代哲学主体性立场，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念。
   
    就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而言，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两座遥相呼应的历史丰碑，我们可以称亚里士多德为古代哲学中的黑格尔，而把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用黑格尔的术语说，两者就好像一个从潜在展开为现实的“圆圈”。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许多思想，例如形而上学是一个范畴的体系、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运动和生成的辩证关系等等，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在黑格尔看来，“实体即主体”，宇宙之最高的根本实在－－他称之为“绝对”－－自身就是能动的，它与宇宙本为一体：绝对是潜在的宇宙，而宇宙则是现实的绝对。不仅如此，绝对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最终是通过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绝对之外的事情，实际上人类精神乃是绝对精神的实际存在（Dasein），因而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自我认识、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历史亦即哲学史加以纯化，就得到了一个由诸范畴所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任何一个范畴即使是“存在”或者“实体”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或环节，唯有全体才是真理。于是，黑格尔便以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和形而上学、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同一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以存在为开端的庞大恢宏的范畴体系。至此，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亦即诸范畴的统一的有机的理论体系在辩证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便获得了充分的建构和论证。
   
    我们通常说黑格尔哲学既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其实这一论断并不十分确切。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古典哲学形态的形而上学或许终结了，然而构成了西方哲学之深厚基础的形而上学毕竟源远流长，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尽管与古典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已经面目全非，焕然一新，但是人们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依旧尚未彻底消除形而上学的影响，它的顽强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四、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以上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等几个方面简单回顾了形而上学历史演变的大致过程。显然，当我们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的时候，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而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形态一同纳入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的时候，又意味着它们都可以归于形而上学的名下，因而对此还需要作一些说明。
   
    首先，无论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还是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它们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亦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共同特征。仅就对象而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而且是“一个”整体性统一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存在方式或范畴，它是一个由诸范畴组成的范畴体系；而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则主要以“实体”为对象。然而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论，这些看似不同的对象实际上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共同的“对象域”或“问题域”。一般说来，无论是存在、范畴还是实体，它们所表征的都是在逻辑上使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使事物成其为事物、使宇宙自然成其为宇宙自然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本质共相，而且人们通常都称它们为形而上学。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都纳入广义的形而上学之中。
   
    不仅如此，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到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哲学本体论的实体，其间传承和演变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与巴门尼德一样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但是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理念论的“洗礼”，他所理解的“存在”已经不再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了。经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发现，存在不是“种”，存在是不可定义的，而且存在有许多种意义。所以亚里士多德比较成熟的观念－－当然这是我们从逻辑上的推测，应该是从研究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来着手解决存在问题，由此便形成了他的形而上学范畴体系，而另一方面“实体”在他的范畴体系中亦的确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是范畴体系的“中心”，这就为日后实体成为本体论的主要对象埋下了伏笔。由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背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相混合，确立了一种关于宇宙的等级秩序，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逐渐与其他范畴分离开来，具有了特殊的地位，而且在诸实体中一定有一个最高的实体，唯当如此才能与上帝之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在此之后，近代哲学机械论的自然观进一步使实体与自然分离开来，这就使实体独立地成为本体论的对象。由此可见，从存在到范畴，从范畴到实体，的确有某种传承和演变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形而上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演变”过程就是“进步”的过程。不仅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本体论的实体不一定就是“进步”－－黑格尔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近代本体论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复归”，而且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也不一定就是“进步”－－海德格尔就主张重提存在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形而上学发生了这样的历史演变呢？
   
    毫无疑问，促使形而上学发生历史演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社会、历史、文化、认识、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不过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
   
    我们曾经指出，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开始就以追求知识为其最高的理想目标，从而确立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所谓“科学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作“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将理性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本质、法则和规律的认识能力看作是人类把握宇宙自然的根本手段，其目的是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自然哲学家们追问宇宙自然的本原是为了知识，他们的认识活动促成了希腊哲学的诞生，而巴门尼德也正是因为知识的缘故而扭转了哲学的方向，摒弃了自然哲学的道路，提出了他的存在学说。柏拉图在无法解决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仍然顽固坚持理念论的立场是为了知识，亚里士多德建立形而上学，以范畴体系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也是为了知识，而近代哲学本体论企图认识和把握实体同样是为了知识。由此可见，哲学家们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希图实现的最高理想就是使哲学成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几乎构成了西方哲学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形而上学的对象从存在、范畴到实体的演变，与西方哲学认识论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就知识而论，当巴门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