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德国的真正目的是学习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但最初由于语言和经济的问题，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投入哲学研究。随着那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我便能安心地走向思想之途了。

　　在国内数年，我学习了哲学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哲学和文学。但我始终感到，国内的哲学研究始终是隔靴搔痒，抓不住要害。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很难学到地道的西方哲学。这曾使我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危机。

　　在德国的最初的日子里，思想的危机不仅没有被克服，反到加剧了。这是因为语言世界的转换所形成的。我们在中国还可以用汉语思考西方哲学问题，因此这种危机仍然被汉语表达的惯常性和自明性所遮盖。但是德语的陌生性和它所独特具有的西方的思维却敞开了一个为汉语所不能覆盖的维度。不仅语词是它样的（有些语词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出对等的），而且语法也是根本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一些看起来同样或者近似的语词在汉语和德语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于是思想的危机便到达了一个极限，它迫使人自身改变自身的思想。例如，我们所说的“哲学”，“理性”和“思想”这些字眼都必须使用新的意义，也就是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后现代所形成的历史意义。

　　当然最根本的不是语词的意义问题，而是思维自身的问题，亦即如何思考。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是自然思维和历史思维，现代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传统，相反中国人对于西学的介绍和阐释始终基于自身的解释学先见。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先见的自身边界的划分，并指出哪些它是可以看到的，哪些是不可以看到的，最后促成中国先见的改变和视野的扩大。所以问题必须回到中国思维的自然性和历史性。中国思维始终设定了思想之外的自然的优先性。它表现为三个方面：1，存在。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天地亦即自然对于人具有绝对的规定性。2，思想。人首先从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予人。3，语言。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给汉语的文本表达的自然性一现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文本表达中，人们先描写自然，再描写人，如同诗歌中的先写景再抒情。基于这种思维的自然性，中国思想也发展了其历史性特征。所谓思想的历史成为了注经的历史，而注经自身则演变为历史的叙述。

　　人们必须追问思想的自然性和历史性特征。黑格尔曾直接地指出，中国的思想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并没有达到思想自身。另外他强调哲学不是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叙述并不关涉于思想自身的展开。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实际上遗忘了思想本身，这通过它将思想移交给了自然。但是自然为何具有其规定性？对此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追问过。人们只是假定了自然的自明性。然而这种所谓的自明性却具有无限的幽暗性。因此中国思想必须追问自然。这又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思想必须追问思想自身。对于思想自身的追问已经由西方哲学的传统提出，因为西方意义的哲学就是理性的事业，而所谓理性就是纯粹思想。因此第一哲学亦即形而上学成为了纯粹思想的表达。如果哲学作为纯粹思想的话，那么它便区分于自然和历史的思想。它成为概念，并实现于逻辑。

　　因此对于一个在西方学习哲学的中国人来说，所谓思想的改变就是从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走向思想本身。当然这种改变是痛苦的，因为思想要与自身相分离并成为它所尚未是的。

　　那么思想的改变如何发生呢？这只能通过对于思想的学习。当然学习思想唯有学习那已思想的。这已思想的正是哲学史。西方已思想的就是西方哲学史。

　　在德国的六年半时间，我系统地学习了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西方哲学。对于德国大学的哲学学习而言，所谓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点不同于英美大学的惯例，也不同于中国大学的做法。我们中国大学的哲学课程有太多的概论，太多的原理，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玄谈，与真正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人们读完哲学课程，仍然不知道什么是思想自身和如何进入思想自身。与之相反，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哲学原理或概论之类的课程，它引导学生学习哲学就是将学生引导到哲学史中去。



　　作为具体的哲学史，它总是由哲学家所形成的哲学史。于是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哲学的历史。这样的一个历史是一个万神殿，哲学家们仿佛诸神一样立于其中。或者这个历史是由那些如同巨峰一样的哲学家们所构成的雄伟山脉。因此不存在哪个哲学家是否过时的问题，也不存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样的选择。这与我国哲学界在西学研究过程中喜新厌旧，追赶时髦的学风大异其趣。在德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下列哲学家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中世纪的普罗丁，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纳；近代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现代的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后现代的德利达，福科和梅罗－庞蒂。

　　基于这样的哲学史观，哲学史的学习不是通史的概览，而是专题的研究。在这样的哲学讨论中，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都无关所要，关键是他所写的哲学文本，正是这样的哲学文本才使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思想表达出来，并作为已思想的重新被思想。例如，我们整整一个学期只是讨论巴门尼德的残篇，有时一节课的基本内容就探讨残篇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语词。在对哲学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性的语词都得到了认真的分析。追问一个词就是给它划定边界，亦即追问它究竟说出了什么，同时它又没有说出什么。在此中国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思想必须思不可思，说不可说。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个语词在此如此说（显现）同时又如此不说（遮蔽）？在此基础上，一个语词向另一语词的转换所构成的关系成为了哲学学习中的根本主题，因为所谓的逻辑就是将事物聚集在一起的语言关系。在关系的演化中，一个文本仿佛是在原野上所开辟的道路。它自身的伸延引导人们追随。正是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进入到了哲学家的思想中去，并经历每个哲学家是如何思考的。

　　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最著名的哲学教授要算博德尔先生了。他是海德格尔弗莱堡的晚期的著名弟子，和弗莱堡的早期的著名弟子比梅尔（Biemel）教授是好友。博德尔著名在弗莱堡做完博士论文之后，便游学到英国剑桥和法国巴黎，后回国到不伦瑞克大学，接替了著名的《黑格尔全集》的编者克罗纳的教席，之后又转入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其间曾受邀去美国纽约社会新校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的大学讲学。人们认为，博德尔著名虽不如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有名，但他也许是一个最深刻和最晦涩的哲学家。国际海德格尔学会主席里德尔（Riedel）教授曾说，博德尔是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因为我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心醉神迷，所以我希望投奔于海德格尔的弟子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我向博德尔教授表达了我这一愿望，他很高兴收下了我这位中国门生，并问我想做海德格尔的什么文章，我说我偏向于海德格尔后期的语言问题。他说这很好，实际上后期海德格尔才进入思想的成熟阶段，当然也要注意他早期经过中期到后期的变化。

　　在大学系统地听了一些哲学教授的课程之后，我最后决定只是选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博德尔教授的课程。他的教学都安排在晚上，一般是一门宣读课，一门讨论班课。他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包括了从巴门尼德到后现代的所有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当然每一门课只涉及一个人物，甚至只是其思想的一个部分。他的语言是典型的学院式的语言，因此要完全领会十分困难。我一般下课后找德国同学索取笔记，回来后认真钻研。大概听了两年之久，我才开始明白博德尔教授的思想。

　　博德尔教授的思想当然来源于海德格尔的思想，但他又作出了创造性的分离而独树一帜。在他看来，哲学应回复到爱智慧上去，哲学自身的发展是哲学与智慧关系的变化。在西方的历史（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上，每一时代所给予的智慧都唤起了同一时代的哲学。古希腊的智慧话语是由《荷马史诗》唱出的，它要人成为英雄；中世纪的智慧是《新约全书》说出的，它要人成为圣人；近代的智慧是由卢梭等人写出的，它要人成为公民，亦即自由人。与此相应，哲学自身具有不同的规定，古希腊是理论理性，中世纪是实践理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近代是诗意（创造）理性。但从现代到后现代，智慧死亡了，因此它再也不召唤理性，于是哲学也终结了，哲学成为非哲学。博德尔教授的哲学史观一方面注重每一个时代的整体的内部关联，另一方面也强调每一个哲学家思想整体中的要素及其关系。他反复讲述的是在整体中的区分。由此我们将清楚地看到，一个思想结构是如何构成的。这样在他的课堂上，人们能够学到最纯正的西方思想。



　　可以说，正是博德尔教授给我打开了通往西方智慧和哲学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上，我学会了一般思想的原则：批判。批判与任何否定或肯定都没有关联，它就是划分边界。边界是一个事物本身的起点和终点。在边界之处，一物与它物相区分，而规定自身。所谓的批判有三个维度，首先是语言批判，其次是思想批判，最后是现实批判。这种批判的态度要求我和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一方面我要走向他，另一方面我要告别他，走在一条自己思想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