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儒家对力命观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突出人的主观意志方面，逐渐淡化命定、突出人力作用。东汉的王充提出了“察气受命说”，对先天命定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与万物都由气构成，由于人察气的不同，造成了人性的差异，也造成了人们不同的后天命运。柳宗元说:“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柳河东集》卷二，《愈膏盲疾赋》)二程也说:“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河南程氏外书)卷五)更重要的是二程提出了“循于义”、“命在义中”、“命以辅义”等观点，将命置于义之下，降低了命的地位，重视人事、人力的作用，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明朝中后期，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颜元、魏源提出了“造命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主张“造命回天”、“主宰气运”(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赵盾第十六》)，这些观点强调了人们的理性精神的自觉和主观意志能力的功用，也反映了时代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启蒙与觉醒。

　　四、行为评价中的志功结合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意志自由观点还在道德行为的判断、评价标准上有所体现。总体上讲，儒家伦理是典型的道义论，义以为上，看行为是否符合道义的标准，但我们不能将儒家伦理学说归为动机论。实际上，儒家很多思想家对行为的考察，既看动机“志”，又看行为的效果“功”，也就是志功结合的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较为全面的道德行为评价标准。

    孔子虽然对志功问题没有直接论述，但综观其思想，其中确有志功结合考察道德行为的思想倾向。如孔子称许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观其语脉”，程颐解释说“称其仁之功用也”，显然孔子“亦计人之功”，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只讲“义以为上”的纯粹动机。孟子对志功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孟子有“尚志”之说。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尚志指的是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坚持仁义的原则，也就是要有高尚的意志目的和动机。孟子又主张“食功”，即对于有功的，应给以报偿。

    孟子认为，士从事道德实践，也就是从事宏伟的事业。孟子认为士不是“无事而食”，士从事教育事业，也是有功的。孟子的观点是肯定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就是典型功利主义者的陈亮，在强调功效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时，也并不忽视动机的作用。如他在评价汉初王陵和陈平时说，两人“发心”都“不欲王诸吕”，而欲“刘氏之安”，尽管他们“不幸或事未济而死”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诬也”。反之，“若只欲得直声”或“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则济不济皆有遗恨耳”，“皆有罪耳”(《复吕子阳》)。可见，陈亮也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而不是“以成败论是非”的效果论者。

    与志功问题相似的还有心迹问题。心是思想，即动机，迹是行动上的表现，即实际效果。隋代王通曾说:“心迹之判久矣。”(《文中子中说·问易》)在这里，王通将思想和行为、动机和效果看做是不同的东西，强调他们的不一致。而这遭到了程朱的批判。朱熹说:“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故不若且于迹上断定不与圣人合。其言有合处，则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近思录·异端之学》卷十三)程颐也说:“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在这个问题上，程朱强调的是思想和行动、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五、道德修养中的存养功夫

    儒家伦理思想中就如何培养道德意志，如何实现意志自由，提出了一系列修养理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孟子、荀子的存养功夫。

    孟子从“人性善”的前提出发，指出人性、人心的“四善端”可失，必须进一步充实发展，需要存养，存养功夫主要是“养气”。他说:“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子丑上))何谓“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子丑上》)这里的“气”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心中“义”的道德意识和情感日积月累而产生的，而不是偶然从外取得的，因此，它“配义与道”具有道义的力量，有了它，人们就会理直气壮，感到充实;失去它，就会“馁矣”，就会精神不振，就会良心不安，心灵空洞。而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集义所生，只有君子仁人才能配养。如何才能培养这种浩然之气呢?孟子认为要“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子丑上》)，就是要郑重对待，坚持不懈追求，同时遵循其固有规律，循序渐进，不拔苗助长。可见，浩然之气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必然表现为坚强的道德意志，以理性自觉为基础，从而保证了理想人格的实现。当然我们要看到，孟子的这重道德意志存养功夫是以先验的唯心主义人性论为前提，夸大了存养的内求，轻视甚至排斥感性外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道德意志存养方面，荀子从“人性恶”理论前提出发，指出道德修养的“养心”不是人之天然善性的积累，而是对于先天恶性的纠正与克服。他在《荀子·修身》中说，要以“柔、一、辅、节、廓、抗、劫、烟、合、通”等手段治理“刚强过度、知虑渐深、勇胆猛庚、齐给便利、狭隘蝙小、卑湿重迟贪利、庸众弩散、怠慢漂弃、愚款端态”等弊病。他在《不苟篇》和《解弊篇》中提出心灵(意志)的修习要合乎理(规律)，养之以诚、养之以清，不以外物害之。他在《劝学》篇中强调了道德修养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积善成德。应该说，荀子在培养道德意志和意志品质方面，坚持了一条朴素的唯物主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