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袭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人与自然利害枚关，在其德政仁治主张中，就曾提出过保护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应是为政者的首要职责。首先，孔子认识到了山川具有调节气候、养育百姓的功能，诸侯应具有守护名山、大川、百源不被破坏的“天责”。如“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王肃注:“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韦昭曰:‘足以纲纪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其次，他认识到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他曾言:’‘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同避)之，何况乎丘哉!”从中不难发现，孔子不仅把滥杀动物视为“不义”的行为，而且认识到此举会导致云雨不兴、鸟兽绝迹等生态环境失衡的恶果，像麟麒、蛟龙、凤凰等在当时都是象征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的吉样物，它们不光顾不仅意味着当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昭示着社会环境的动乱。这种深邃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理性判断。如何获得这种生态伦理认知?他认为，只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才能了解和认识生物的生长规律，自觉把自己的言行纳人到“天道”的轨迹。人们只有惜守“天道”、“敬天畏命”，不做伤天害命、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之事，“天”才会泽慧万民，否则，“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虽然孔子对“天”和“命”有一份特殊的敬畏心理，但他从未服天从命，有时甚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看来，“天道即人道”，“人道”重于“天道”，他一生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以“仁”和“礼”为大人立德，尽力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价值。

    孔子从揭示自然的本体入手，务实而不务虚，以求“仁”和践“仁”来沟通“人伦”和“天伦”之道，通过“天人合其德”，否定“宿命”论，最终达到“知天达命”。这些思想与“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等生态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素朴而务实的生态伦理观。他力求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又以“敬天畏命”的伦理心态为自己“人世”铺设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以“知大达命”及“天道即人道”理念，将天命与人命有机地结合，给人以“知天达命”的生命关怀，试图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fzll先进’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也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所追求的目标。

    当前，我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构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除了使用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手段外，还要培养国民生态环境的伦理意识，使他们能意识到“天人合一”的规律性、能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情。生态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力量在今天市场大潮中更应发挥其强大功效。人只有对自然界心存一种“敬畏”意识，才不会去任意、粗暴、无节制地干涉和利用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言行才会有所收敛。

    孔子“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古朴的生态伦理认知，对时下我国公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与社会主义生态道德体系的构建、对国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

    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执着于“知人”、“立人”、“达人”、“安人”、“惠人”、“举贤人”等人道原则，对社会底层的“民”也富有同情心，忠告为政者要“使民如承大祭”“因民之利而利之”，以“耕也，馁在其中矣”安抚农民，并提出了一系列“庶民、富民、教民”的德政仁治措施，表现出重自然、重农业的伦理倾向，其“泛爱众而亲仁”观点中的“众”就包括“百物”在内，这正是孔子的“仁爱”由“仁人”延伸到“恤物”的具体表现。于是，他主张“无为物成，天地之道”，要求把“仁爱”原则由人延伸到“百物”，“仁人”应与“恤物”相统一。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孟子“仁民爱物”和张载“同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情感。而且孔子认识到“人伦”与“天伦”也是相互感应的，违背“人伦”要受尘世的谴责，违背“天伦”将要受到“天”的惩罚，如“获罪于天”，将“无所祷也”。这些思想为后儒的“天人感应”说奠定了伦理基础。《大戴礼记·易本命》也记载了孔子对自然生物关爱的伦理情怀，如:“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其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王者动必以其道，静必以其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早共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也。”可见，在天人关系上，孔子已认识到“天人合一”的相关相联性，人是万物之灵，应创造潜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理性思考，培养对自然物的关爱情怀，自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志于道”、“志于学”、“反省内求”、“慎独”等方式，达到“知人”、“知性”、“知天达命”的功效，以谋求天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共生共荣。

    当然，孔子是道德至上论者，认为只有人才具有仁义等道德，在天地万物中人具有最高价值。因此，当马棚被烧，孔子首先问的是:“伤人乎?不问马。在《微子》篇中也谈到:“鸟兽不可与同群”、“君子诽伤其类。”从中可见孔子已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正是因为人的价值高于动物的价值，所以孔子表现出重人命轻畜命的伦理情感。人是万物之灵，君子应诉求“成仁之道”、依“礼”“视”、“听”、“言”、“动”。故君子能“诽伤其类”，‘子’。“孔子作《春秋》，上摇之天道，下质诸人性。《易传》也以天、地、人三才之理作为自然法则，提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把天地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万物与人的流行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之善行和道德的根本基础”、孔子依据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把人类的道德情感诉诸天地万物之间，并要求君子对待自然万物也要付之伦理情怀。“鸟之将尽，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表明动物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尚且知道表达悯怜哀悼的情感，人类就更不应该去任意、残忍地虐待、捕杀和吞食动物，而应担负起万物之灵的职责，体恤动物，自觉地去善待和保护动物，特别是幼小和繁殖期、哺乳期的动物。这里的“哀”和“善”就构成了孔子生态伦理的情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