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还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一充满着人性论与生态学又重含义的命题，并以煽情方式引导人们爱物。天地以万物为心，于是，一物即万物，一心即万心，物我相通，天人交感。不仅人有心，物也有心，人与物的心都由天所赋予。透过道德论，人性论的一番言论，孟子要求世人对人对物都应该持有一份“不忍之心”。仁政之德不仅在与施恩于黎民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和谐自得，而且还应该拥有更为博大宽广的泛爱万物的胸怀，“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使万物在我们共同的世界里和悦共生，协调相处。不但壮丽秀美的山河大地，赏心悦目的花鸟虫鱼可以引发和牵动我们的爱意，而且平凡得不起眼的一粥一饭，一个粉笔头，一枚螺丝钉也值得我们关怀与呵护。所以，儒家的圣人对每一个存在物都能够付出性情，敬重有加。

　　孟子所理解的仁民爱物，不是机械的，而是有差等的，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君子之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之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尽管在未发之中人与物一样，同为天地之生物，但在现象世界里人与物之间仍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并且唯有差别才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仪从道德学上看，孟子之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由近及远，爱有差等的施恩行善，仅针对人。但在强调道德仁爱的前提下，孟子也获得了一种搏爱与物的视野，为先秦时代生态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在保持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在学习国外先进治理经验的同时，继承国内优良传统和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如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对破坏动植物资源的处罚，对珍惜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动物的拯救、保护等方面均做了极大的努力。

　　三“取物有节”的生态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在同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要开发自然，向自然界索取，但这种索取要适时有节，不能过度，不能肆意掠夺资源。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是这种适时节用思想。所谓适时，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去利用自然资源，所谓节用，就是指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讲究适可和适度。不能毁灭地采伐林木和捕杀动物。必须维持物种的繁荣和生态的平衡。儒家为全面实现“仁民爱物”的长效机制，在制度和道德建设上均有论述。

　　首先，法律和制度有严格的规定。逸周书记载一道夏代的禁令：“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些政令措施反映了周代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遵适时与节用的原则。天官之兽人执掌有关田猎的法规政令。其规定为“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地官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稆，斩季材，以时入之”。这里规定了山林的地界。伐木的时令，类别以及时限等等。

　　其次，孔子也将爱物作为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说的“钓而不纲，戈不射宿”是说孔子钓鱼，不用系满钓钩的大绳来捕鱼；用带丝绳的箭来射鸟，不射归巢的鸟。这说明孔子具有取物有节，处事有度的自律观念。孟子，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说：“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苟子说得更具体，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王制)。这就是说，密网不入污池，川泽，砍伐山林以时，促其林木，鱼鳖繁荣，林木就用不完，鱼鳖就吃不完。这就蕴涵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有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只有如此，自然界生物系统对人类的支持能力、供应能力才能不断扩大。

　　党和政府为使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长期良性循环和发展，采取了休渔、禁牧、禁猎等一系列政策、制度、法律手段，以保证环保长效机制的实施。这既是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又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物有节”等是儒家生态道德观的经典命题，既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又提醒当今的人们，古文化中有许多珍品，极待人们去研究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