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成为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座右铭。培根指明的方向，促进了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这种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实用功利性的观点，在当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笛卡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与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一切在过去被确立了的“权威”与“信仰”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经受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检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因此，笛卡尔豪迈地提出“……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还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两分的二元论，认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这种“笛卡尔主义”引导近代人类走向与自然分离以至对立的道路，正如阿尔 ·戈尔所说:按照笛卡尔的解说，我们与地球无关，有权将地球仅仅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随意掠取。

　　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物，一种供人类加以运用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使人的主体性更加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终于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弘扬理性，倡导实验科学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了许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许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挑战时，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生态伦理— 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古今中外长期思考并试图解答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本质上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有助于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然而，这种建立在感性认知基础上的合一理念，其思想前提是对自然的无知与无奈，在理论层次上停留在非理性的认知水平，它不提倡、甚至反对探索自然，正如荀子所谓“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西方的主客二分信仰是对主客合一理念的否定，它宜扬人类应当依靠理性和科学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在高扬理性的旗帜下，激发了人类探索和征服自然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这种把人的理性提高到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思想，实质是把人与自然绝对地对立起来，结果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20世纪6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面对扑面而来生态与环境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把研究引向了深人。但是，最终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因此，建构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是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选择，即人类必须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正确认识自然环境的价值，建构人类应共同遵循的生态伦理道德。比如平等互爱原则、保护互利原则、代与代的平等原则、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态化原则等等，在此基础上，确立正确的科技发展观，即科技的运用应以人文价值为导向，建立合理的科技发展绩效评价规范与制度和政策约束机制，对科技发展进行积极有效地引导。

　　同时，在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上，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这种历史形成的差异不是短期能够统一的，所以，建立一种超越种族和宗教的生态文化系统，统一地球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真正摆脱狭隘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未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共同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