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死法”的同时，船山更倡导“活法”，他认为法是一个客观存在：“古诗无定体，似可任笔为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矩矱”，[18]这个“矩矱”便是“法”，也可以称做与“死法”相对的“活法”。船山接着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矩矱者，意不枝，词不荡，曲折而无痕，戌削而不竞之谓。”[19]按照他所提出的这一标准，活法主要还是从内容上而不是从形式上考虑的。
　　他的主张是：主意为主帅；主身历目见；主情景相配。
　　在诗歌形式与内容问题上，船山向来重视诗歌内在的质素。他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20]意是诗歌的灵魂，起着统帅全篇的作用：“无帅之兵，谓之乌合。”[21]无意之诗，则不能名之为诗。诗歌是抒发情感的文学样式，如何将情与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船山认为意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说“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22]情与景的相合相生是由意所决定的。无意，“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情无所系，故不足兴，景无所寄，故非其景。所系者意，所寄者亦意，在意的统帅下，情与景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人所描写的客观事物，也只有以意寓之，才能使之活起来。船山云：“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23]这就指出了意的巨大作用。不管是从文学的实践来看，还是从文学的理论来看，船山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在作家创作与生活实践的问题上，船山毫不含糊，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生活是创作之源，早在三百多年前，船山就提出了这一命题，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为说明这个问题，他打了一个浅显的比方，隔墙听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只闻鼓声，是说不出演的什么戏来的。铁门限是不可逾越的，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脱离了生活的文学作品苍白乏味，没有生命力。所以，船山对于那些脱离了生活的所谓“创作”是极为鄙夷的。《姜斋诗话》中有好几处对“苦吟”诗人贾岛以毫不留情的批评。如前面所举之例，贾岛为《题李凝幽居》中的“僧敲月下门”，用敲用推，苦思冥想。船山则认为：“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船山的这一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批评无疑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和启发作用的。
　　在情与景的关系问题上，船山是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一是情景不可分割，他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即情与景它们之间虽有区别，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情与景都是在意的统帅下，为表现意服务的，而且是互藏其宅、互相包容的。好的诗歌往往能够将二者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做到妙合无垠，写出景中情，情中景。二是情景都是诗人描写的对象，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相生相和。他说“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实际上有很多的诗句是难以将它归入景句或情句的。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是情景作对：“片石孤云窥色相”是情景双收，很难再将其中的情与景分开。这其中的道理原本简单，情与景都是诗人描写的对象，在写景的时候，不可能不带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这就是“景以情合”；而情则往往由景所触发，即所谓“触景生情，”也即船山所谓的“情以景生”。三是情景不但相生相和，也相反相成。如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船山认为诗歌是以抒情为主的文学样式，而要很好地抒发感情，就必须艺术地唤起欣赏者的情感反应，通常可由顺向、逆向两个方向予以强化，以哀景写乐，以乐景写哀，便是抒情的逆向强化的一种重要方法。
　　
　　三、船山以“量”论诗与论诗之“法”的历史贡献
　　
　　以禅家“现量”之说来论诗，船山是第一人。若就船山实学背景而言，取较具认识论、知识论色彩的相宗理论来论诗，是相得益彰的。然而“现量”除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如实了解）外在之境的过程，也蕴含了证入“空性”的修证意义。萧驰先生曾提及：船山沿承了一个以锺嵘倡导“即目”、“直寻”而开启的重“直接性”（immediacy）的诗学传统。从诗歌艺术本身而论，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元康（291-299 ）、永嘉（307-315）以后的诗歌，特别是嗣后山水诗的发展。元康、永嘉时期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及后佛教天台宗则成为这一传统的思想基础。但在船山之前，此一渊远流长的传统并不曾被铸为一个范畴—一个从“異学”借用的范畴。而且，在锺嵘强调“即目”、“直寻”，司空图力主“俯拾即是”、“过雨采萍”之时，都不曾包括船山那样一个直接承自《周易》的宇宙哲学背景。
　　船山的论诗之“法”的理论也是我国古典文学批评与理论遗产中的宝贵财富。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同样闪烁着朴素唯物辩证主义的理性光辉。对于宏观世界的认识，他坚持了“以心循理”、“即事穷理”的唯物主义原则：“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只能于客观事物及其关系中去探求它的理，而不能像主张“死法”的论者那样去主观臆造先验之理的结构去限制、规定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诗不容易，论诗何尝又容易？我们认为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很有必要借鉴他的深入生活、体情察物、立意高远、反对堆砌及一切一味追求形式的倾向等文学理论主张。
　　
　　参考文献:
　　[1]萧驰：《船山诗学中“现量”意蕴的再探讨》，《汉学研究》第18卷第2期，1999年版。
　　[2]肖世敏：《漫论姜斋诗话中的“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第28卷第3期，2000年版。
　　[3]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98页。
　　[4][5][10][11]王夫之：《相宗络索·三量》，《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6、537、539、537页。
　　[6][7][8][9][13][14][15][16][17][18][19][20][21][22][23]王夫之：《姜斋诗话》，《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167、1179、1143、1166、1153、1174、1154、1187、1173、1148、1153、1134、1142、1131、1143页；
　　[12]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