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黄宗羲；思想中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思想。其理想政治为：圣王“以民为主”。
　　与现代“民主”相关的另一概念是“民权”。字面含义：民众的权利。黄宗羲极少涉及这一问题，但有几处值得体味：“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这与本篇开头相对应：“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即：在没有君主的前国家状态，人们是自私自利的，也能够自私自利，而到了后世之君的时代(夏、商、周“三代”以后)“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民众自私自利的天然权利也被剥夺了。从这一意义上讲，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包含了“民权”问题，只是其权利观的内容单一而未展开——民众仅仅拥有“自私自利”的权力。黄宗羲的“民权”思想远远不如洛克的“民权”思想来得丰富，与西方的“主权在民”思想也存在明显距离。
　　另外，黄宗羲的圣王思想(圣王“以民为主”)与古代民本思想(君主“以民为本”)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差异：
　　第一，所维护的根本利益不同。“民本”出发点在于君位，“以民为本”是手段，获取天下或保有天下是目的，其根本利益在君主(或准君主)而非民众。黄宗羲的政治理想——“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宗旨在于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非君主(或准君主)。
　　第二，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不同。“民本”表面上体现了君主(或准君主)对民众的关怀，但暗含了君主与民众在国家中的主从关系。黄宗羲的圣王思想明确规定了二者在国家中的地位——“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是其理想的国家状态，是国家存在的目的，而非个体谋取或巩固君位的工具。
　　第三，问题性质不同。“民本”，君主(或想作君主者)以民为治国(或立国)之本——“民本”被帝王(或想称帝王者)用作手中的统治(或号召)工具，“民本”不是国家政权构成的一种状态，它是既定政权框架下的操作工具。黄的圣王思想已预设了圣王的先在性，属于国家政权构成范畴，而非仅停留在既定政权下的治国策略范畴，属于“政道”问题，已超出“治道”范畴。
　　由此看来，“民本”，如果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其永远也不能成为一种政治目标。
　　还有人似乎将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看作由民本向民主过渡的中间环节，这涉及多种关系，现将此三种思想分析、对比如下：
　　(1)古代“民本”——君主(或想作君主者)以(人)民为治国(或立国)之本。
　　(2)现代“民主”——人民作(国家的)主人。
　　(3)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以(人)民为(天下的)主人。
　　从语法上看，(1)、(3)的主语相同或相近；从结果上看，(2)、(3)的结果相近。(1)暗含了另一个命题：(4)君主作(国家的)主人。由(4)发展到(2)，这在西方已成功，但其不仅演变的时间漫长，而且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以英国为例，既有教会与国王相抗衡，又有贵族与国王旷日持久的斗争(尤其是和平斗争)。这些，在17世纪的中国都找不到。(3)与(4)、(3)与(2)都有一定关系，但很难说(3)是由(4)发展到(2)的中间环节。这里，谁是主语成了关键，君主还是人民?民主，不论作为一种原则——人民作自己的主人，还是作为一种制度，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其主语必须是人民，人民自己作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被动的被称作“主人”，“民主”才具有现代意义。因此，把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看作由民本向民主过渡的环节，也难以成立。
　　有的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仍然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如“黄宗羲肯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的哲学、政治思想还完全是传统时代的产物，它不仅不是王权体系的掘墓人，反而继续攀附在王权体系的大树上，变本加厉的点缀和武装着王权”。黄宗羲确实没有彻底否定君主制度，但在他的心目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君主制度：“三代”及以上圣王式的君主制，后世(“三代”以后)的君主制。黄宗羲极力推崇前者，痛斥后者，其政治设计也多以前者为标准。黄宗羲以传说中的远古圣王之治为理想政治，至于他所推崇的圣王式的君主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表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种理想的君主制，也无法证明将来会出现。因此，可以断定：黄宗羲维持的是理想化的君主政体，却不是专制政体。
　　综上，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也难以确定是“民本”发展到“民主”的中间环节，它与后世的君主制又有原则性区别，它只是一种理想的、圣王式的君主制。但是，黄宗羲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与设计(痛斥后世之君为“天下之大害”，批判其“一家之法”，倡“天下之法”，主张君、臣平等，要求学校舆论监督政治等思想)又与近现代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不谋而合。美国学者狄百瑞称赞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构想为一种儒家宪政主义。这些，共同构成了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在现代的境遇——既得到热情称赞，又难以操作运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总体上是进步的，只是进步到何种程度，有不同的意见；而评价的标准主要受西方主流政治观念的影响。如果结合十七世纪中、西方社会背景分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已相当激进了，比如，萧公权就推测，如果黄宗羲生在清朝末年，很可能成为一位热烈的民权主义者。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已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再看西方政治思想大规模传人后的中国，与黄宗羲相比，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要深入、具体得多，但是中国社会究竟吸收了多少呢?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必定更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
　　
　　五、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是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产生社会影响的黄金时期。当今，人们仍能从中找到有用的东西。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于明、清易代之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又一次被外来民族的武力所征服。结合历史，黄宗羲沉痛的写道：“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但他更被满清的征服所激愤：“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感于汉民族的屈辱，黄宗羲反思民族衰败的原因，进而反思国家治乱之道，涉及当时政治生活中几乎所有主要问题。邓牧的《伯牙琴》产生于南宋被蒙古征服的背景下，亡国之痛已转化为对以往政治制度的反思。满清入主中原后，黄宗羲著有《留书》、《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破邪论》等著作，条具治国大法，为日后民族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1980年，港台著名学者刘述先先生曾叹息：“抗战八年，整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痛苦悲惨的遭遇，竟然产生不出一部可以称得上杰出的作品，真不知我们自己要怎样对历史交代”。刘先生的感叹并非杞人忧天，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并不比以往少，而我们的学者们如何反思这百年呢?黄宗羲身后，远方“夷狄”对汉族政权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已非昔日蒙古、满清所能比。列强们武力强悍，文化也不比中国落后。汉族政权屡遭征服而仍能独立存在，离不开国民的觉醒与殊死抗争，也与“夷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国际环境——分不开，忽视了后者，有夜郎自大之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与当今世界形势相比，黄宗羲时代的民族关系要简单得多，黄宗羲对“夷狄”的拒斥也并不适应于今日，但黄宗羲留下的反思精神，后人到底继承了多少?又有所发扬光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