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范式意义
　　
　　范式是指“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显然，“范式”具有中心化、定型化的含义。借用该定义，本文所说的范式是指先秦诸子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传统，塑造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和价值内核。如“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进化中的永恒主题，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开始探讨天人关系，认为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一种统一和谐的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万物以及礼仪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讲“天人合一”，不过“天”的含义有所不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道”即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道家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都说明了天与万物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语境里，“天”的含义有所不同。有时指“天命”、“天意”。有时指具有人格意义的神，有时指自然界。不管“天”的意义如何变化，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开始真正找到了整合社会的契机。西汉董仲舒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念，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命题，使得“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宋明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的高度上加以表述。认为天、人没有分别，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从而得出了“万物一体”的结论。总之，“天人合一”观念说明了“天”与“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后人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有所发展，但是始终脱离不了先秦士人关于“天人关系”的窠臼。 同样先秦有关“人性论”的思想、“德治”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等等已经内化为文化传统的基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轨迹，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形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
　　
　　四、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示性
　　
　　所谓普示性，是指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的作用，这些思想笼罩了中国后来的两千多年。这种普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过去，对过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积累，对今人甚至对于未来同样具有启迪作用。如关于国家的治理、贫困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百家中提供了思路。儒家的修身、慎独以及道家少私寡欲、心斋、坐忘的归隐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解脱；阴阳家、兵家与农家的社会思想里所包含的实际生活领域需要的技艺。为人们提供了预测未来、救治疾病的方法。中庸、安贫乐道、重亲情、重礼义等信念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们。总之，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中，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以至于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前，各家各派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宗于这一思想体系，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宗师：二是从空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学者也要从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汲取精华，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说：他的思想理论是受到老子的“无为”学说的启发而形成的。可以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五、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释性
　　
　　尽管不同的时代会面对不同的问题，然而先秦诸子在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吸纳上古社会的文明而提出的社会思想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如荀子在摈弃法家鼓吹的民贫国富的思想基础上而提出的在富民的基础上富国，富国必须开源，开源必须裕民，裕民必须轻征，轻征必须节流的赋税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样先秦社会思想家重视士、农、工、商等普通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的人本思潮：强调民为治国之本，甚至提到“民贵君轻”高度的民本思想；重视对人的美好心灵的发掘，重视人生哲学诸命题的探索；强调对贫者、弱者、老者、鳏寡孤独者以及残疾者的同情与帮助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思想以及关于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当然这种普释性还表现在他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问题的设定上。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很多，但是大抵还是围绕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范畴进行讨论。而这些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为中国的思想家们所普遍关注。
　　
　　六、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越性
　　
　　“先秦时期，思想同权力和技术的分离，致使思想可以脱离实用，可以超越制度和技术的支持与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从而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超越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由于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所以他们的思想肯定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先秦士人，由于摆脱了封建身份的羁绊，常常与统治者分庭抗礼。并且由于其心灵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所以他们无需围绕着政治与军事进行阐释，而是进入了一个自由思考的天地。正是这种人身的自由造就了先秦社会思想的超越性的特点。叔孙豹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儒家“兼济”与“独善”的统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情怀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道家“物我两忘”的真人境界、墨家的“兼爱”、“为天下利”以及法家追求的现实功利思想等等，都反映了先秦士人把建构和实现理想社会当作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强调了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充分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能超越他们各自的利害冲突，发展出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前途的深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