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的问题(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三、何谓“美好生活”??
  
  并非只有孔子一个人在做梦。人类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要过一种“美好生活”的梦。历史文本与现世关怀就这样相遇了。?
  目前,最大的现世关怀之一即是现代性问题。尽管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个问题为我们揭示了今天人们要过美好生活的决心,以及为实现这种决心而必定会遇到的重重困难。这里最大的困难即在于我们上文所指出的那种“张力”。?
  我们看到,在现代世纪的开端处,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无论是对检查制度条例是否可以进一步解放的讨论,还是对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可能张力的关注,或者是对公共讨论、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威之间关系的探究,启蒙运动就已经把特殊者与普遍者这一“张力”重新端呈了一遍。例如,门德尔松(Mendelssohn)就认为某些对人之为人是有用的真理,对于作为某一特定职业的人来说有时候可能是有害的,并为此把“公民的启蒙”与“人的启蒙”区分开来,认为前者必须按照其所处的社会层级来进行,不能超出其等级,而后者则只关心“人之为人”而无需留心社会分工,也不必理会社会秩序的稳定。门德尔松认为,二者必须相互补充,否则即是“虚假的启蒙”(注:在门德尔松看来,人的命运可以被划分为“人作为人的命运”和“人作为公民的命运”,并“假定”,“人的命运是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的尺度和目标”。参阅摩西•门德尔松:《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见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康德则通过区分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私下”使用,将“人”的理想和“民”的秩序要求加以平衡。所谓理性的“私下”使用,是指“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所谓理性的“公共”使用,是指“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这样,一个人就有两种不同的面相:“作为一架机器的一部分”,其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只能在特定的位置或职务上从事消极的私下使用,“确实不容许有争辩”,秩序与服从是第一位的(“知性”的准则);“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其理性必须在全体的视角下有自由的公共使用,“绝对可以争辩”(“判断”的准则)。康德认为,“理性”的准则只能在这一冲撞中被和谐地产生(注:康德给出了启蒙的原则:“1、自己思维;2、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前二者是知性准则,后一个是判断准则。参阅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25页;《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同样,在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著名分析中,黑格尔指出,个人自由允许得到一种有差异的表达,即特殊性通过教育而上升为主体性的辩证法,是永恒向上的,但也是一场确确实实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让尼采面对一匹老马失声痛哭的真正原因,引领了诸多后现代思想者的登场。?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苏格拉底说,有死的人不可能知道人类真正的样子,只可能说出它像什么。我们这里无需再引用更多的论述,就已经可以强调说:我们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的使者或卫兵,我们的思维不可能将一切东西看明白,世界是一个光影横斜、明暗交织的场所,人生如梦;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却因此而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与决心,来自己做梦,为过上美好生活而烦心劳神。?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文本所要遭遇到的。面对西方文化的横行天下,无论是坚决否定儒家文化之现代性者,还是誓死维护儒家文化之主位性者,都将“民主”设为美好生活的前提之一。如此以来,中国的经典诠释者执着地从两个方面对“现代性”进行了和进行着热烈地解读,扛起两杆大旗(注:除此之外,有极个别人认为当代儒学根本无需理会西方的民主思想,它有其特质和根基。此外,亦有人站在西方对启蒙进行反思的角度,来理解儒学的价值。对此我们说,中国人要不要、能不能过上“民主生活”以及西方对启蒙的反思是一回事,中国人必须思想民主生活又是另一回事:千年不变、绝对纯一的儒学不可能存在。重点参阅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杜维明、黄万胜:《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胜对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大旗之一,坚信理性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的唯科学主义。在此大旗下,人们把理性和客观知识作为基本标准,以信仰般的热情拥抱着知识、科学、民主等“现代性”因素,极力取消人的差异问题,认为个人足以完全决定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就算不是现在,将来一定可以(注:参阅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如果说,科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这杆大旗下的必然是积极地摧毁权力的诠释者,所不同的,只在于愚民政策说要摧毁的是过去所设立的普遍性,而反意识形态说则将矛头直接对准当前的秩序。?
  
  大旗之二,断言理性的生活是悲哀生活的唯道德主义。在此大旗下,人们认为西方理性文明下的知识、科学、民主等一脉独张,只知有“人”而不知有“神”,只知“知识”而不懂“道德”,把人变成一架架同样的“幸福机器”,陷人生入悲哀。与此相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所以代表了未来的世界文化,正在于其有可以充当“保护人”的“圣人”,能够在强调差别中超越西方的现代性,而又提升其不足。在这杆大旗下,只能是新民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实际上采用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但又狡猾地宣布:只有对这种思想进行改造,超越它们,并引导它们向上,它们才是合理的(注:例如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主张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但又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严重危机,西方文化已趋破产,东方文明将重起而代之。而这种思想的突出代表即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虽然牟宗三要比梁漱溟讲得更加晦涩。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有强烈的反意识形态倾向,将其定性为“意底牢结”,但他本人借以批判的武器恰恰是最无民主色彩可言的“道德感情”。在这点上,良知的傲慢(信仰狂热)并不比知性的傲慢(知识狂热)多多少或少多少。)。?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后现代”历史实践已经让唯科学主义下的理性抵消了自己,表明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客观知识的问题范围之外,“民主”、“知识”并不等于取消了人的差异性的人人齐一;那么,唯道德主义的理论建设让它的激情破坏了孔子仁学所开辟出来的视域,在良知的“君临天下”中放弃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苦难和梦想,让人的“民主”成为良知之神的恩赐,从而与一个个现实的卑微之人绝不相关。这即是说,新民说很容易成就强烈的反意识形态倾向,但它最终却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漠视差别与特殊,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一种极端专制意识形态。?
  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经典诠释者的这“两杆大旗”又构成了一种必然,它们从破坏一个旧秩序和建设一个新秩序的不同角度——前者强调原子式个人、特殊性,后者突出神圣的国家、普遍性,完成了“人”与“民”的张力的又一次重演。?
  这样看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的美好生活都是自己争取的。一方面,个体主体的建立必不可少,平等、公平、个人的世俗幸福必须被尊重,反对令人窒息的齐一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体的建立同样不可或缺,崇高、人的尊严和荣耀不断引人向上,拒斥着平庸的凡俗化。这是一个充满陷阱、险象环生而又生机盎然、趣味横生的游戏,任何单方面退出的游戏者,都必将成为终结者。《子路》篇中记载了孔子与冉有的一段对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是的,今天的权力、国家也应该肩负起成为大众的教育家的重任,在让大众在法律范围内感受到幸福、和谐的同时,让开一步,使他们有机会自己“回忆起”他们曾经需要什么,并“知道”自己现在如何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
  
  四、余论?
  
  一声叹惜说为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这仿佛说明,革新并不一定要推倒重来,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距离也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毫无疑问,儒家思想并不产生于商业时代,孔子本人也曾对货殖的子贡有看法(《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商业时代中无其用。对于儒学来说,没有好时候,但也没有坏时候,时时是时候。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或者说这种“陌生”的古典性,在散文化时代中它才能激发人们“梦起”自己的荣誉,对人的提升有一定帮助。这也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所应当关注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等同于现代新儒家。抛开现代新儒家在唤醒传统、具体经典诠释等方面的颇多建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并不成功。这首先表现在内圣如何开出外王的问题不存在,更不可能。然而,说道德本体如何开出科学与民主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讨论外王与内圣的关系。作为纯粹概念,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人”和“民”式的争斗,是理想的现实问题。让“内圣”开出“外王”,就暗示可以取消争斗,使和谐成为神的恩赐,或者外来的分配。?
  这样,我们坚持一种中间原则。所谓中间原则,就是兼顾原则。《荀子•非相》篇曰:“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 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傭,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贤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不同于左派的道德主义和右派的科学主义争相利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洗刷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是辩证的中道。?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有耐心。那就从教育开始吧,大力发展中国的教育。作为国家权力,教育必须在“成人”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职能,在授予知识的同时,起到一种蓄水池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和谐,并为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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