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以通利:叶适的易学思想与事功学说 正如朱伯 在《易学哲学史》中所述，叶适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其易说可以说是南宋功利学派解易的代表。” ⑤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叶适的易学思想是其事功学说的根基，其对易理的阐发，是其功利主义学说的依据。
　　 当然，叶适对《周易》原理的阐发，决非浮光掠影式的虚诞之论，而是凭依对《周易》经、传的深入研究。叶适否认了传统的《周易》之作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成的说法，依此种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孔子作“十翼”。他认为，“易不知何人所作”， ⑥ “按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 ① 卦象乃起源于古代圣人对天地万物阴阳之变的观察:
　　 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因其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而义理生焉，故曰卦。是故有亨有否，可行可止，而人则取配之，后有圣人焉，推而明之。……然则圣人所以察天地阴阳拟诸其身者，至矣。 ②
　　 自然界中的一切，均由阴阳二气相摩相荡、起辟开阖而形成，圣人察此精妙，于是设奇偶两画，使其相互推移变化，而最后演化为八卦。叶适此论，掐断了宋代颇为盛行的象数学派的神秘主义的易学起源说，以天地之道同人类经验相结合的角度去解释八卦之起源，使之落实于人类经验可理解、可运作的层面。接下来，叶适对《易传》进行了分析和考证，他认为，“十翼”中除“彖”、“象”二传外，皆非孔子所作，理由是:
　　 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自颜、曾而下，论于子思、孟子、所名义理，万端千绪，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学者诚有志于道，以是为径，而他书特纬之焉可也。 ③
　　 这种判断，确定了叶适对《周易》进行诠释的文本基础。因为既然只有“彖”、“象”二传为孔子所作，那么，叶适也只能依据“彖”、“象”来解释《周易》，这样，它不仅直接把握了孔子和真实思想，而且也就是易理本身，故而叶适事功学说的纲领和要旨很大部分是依托对“彖”、“象”二传的阐释。 ④ 他批评宋代流行的易学说:
　　 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 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 ⑤
　　 在叶适看来，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所悬设的“无极”、“太极”等概念，本于《系辞》，而非孔子之道，乃近于佛道异端之论。我们知道，自周敦颐迄于叶适同时代的朱熹，均悬设“太极”为形而上的终极本体，此终极本体，即世界之本原，乃一精神性的抽象的观念，内蕴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规范，故此终极本体，又可直呼为“理”或“天理”，是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是派生天地万物的源头，“太极”一词，渊于《易传•系辞上》。而叶适对传统易学哲学的解构和事功学说体系的建构即从否认“太极”这一概念始，他说: “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故谓《乾》各正性命，谓《复》见天地之心，言神于《观》，言情于《大壮》，言感于《咸》，言久于《恒》，言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始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曰象”，则文浅而义陋矣。 ①
　　 叶适既然认为除“彖”、“象”二传外，其余俱非孔子之言，所以也就彻底地扬弃了“太极”这一概念，认为“太极”是道家之说，与此同时，叶适对《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也提出批评:
　　 一阴一阳，氤氲渺微，至难明也。……道也，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也。 ②
　　 “形而上者谓之道”。按“一阴一阳之谓道”，兼阴虽差，犹可也;若夫言“形上”则无下，而道愈隐矣。 ③
　　 叶适在这里表述的是这样两种意思;首先，道乃独阳之物，“阳而不阴”方为道。 ④ “彖”所述道与天道，皆指阳刚之道，彻底排斥了阴柔的成份，这显然是其崇尚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孜孜乾乾，刻日求功的价值观念的易学表述。其次，道决不仅限于“形而上”而无法渗入形而下，若如此，道只能是一个幽而不显，隐而难明的抽象存在，对人世间的善恶好坏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这样，他坚决认为道不能脱离作为具体事物指称的“器”而独立孤存，“书有刚柔比偶，乐有声器，礼有威仪，物有规矩，事有度数，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 ⑤ 其器不存，其道难明，“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这是功利学派的道义不脱事功学说的易理层面的哲学基础。 ⑥
　　 叶适否定了“太极”，但引入了《尚书•洪范》中的“皇极”这个概念，作为其事功思想的中心概念。“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极者则有物也。君子必将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适无，而后皇极乃可得而论也。” ⑦ 那么“皇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叶适认为:“道不可见。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之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有一不当哉!” ⑧ 此皇极不是别的，就是“道德之本，众理之会”，是总天下万物之极，施政之最高准则。而《大学》《中庸》就是这皇极的两个辅翼。当然，叶适的“皇极”决非周、张、二程 及朱熹的心性之学的理，而是其经世致用的总纲，他面对理学以心性义理为旨归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不想将事功学说完全世俗化，而是要作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就有必要运用并提升一个能够包容其思想精蕴的核心理念，以期对理学形成一种对抗。事功之学的皇极观，有力地支持了其义利兼济的功利主义学说:
　　 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守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革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 ⑨ 叶适所谓的“极”，是指事物的完备性，或是事物构成的规定性，而不是抽象之物，“极”是包括各种条件在内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完备的整体，因而他强调“建极”必须“有物”。同样，对道德的追求并不一定要将功利排斥出去，相反，“崇义以养利”才是正确的选择，利，义之和也;义，利之本也，排斥了功利，道义就成了“无用之虚语”，能为天下人谋利，才是最高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