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仁内义外”的问题。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生之谓性”并非告子的发明，而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xii]，其内容是指“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就这一规定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也尚未超出“生之谓性”的范围。他反对这一观点，可能是因为告子主张“食色，性也”，而“生之谓性”也确实存在着以生理机能、生理欲望言性的可能和弊端，在孟子看来，这势必会混淆人兽的界限，降人类为兽类。故他在与告子辩论中通过层层推理，由“生之谓性”推出“牛之性犹人之性”，由此证明告子主张“生之谓性”必然导致把兽性等同人性的结果。孟子这里主观动机尽管不错，但他的推理却并不成立。因为作为高度进化的智能动物，人的“生之自然之质”显然要远比禽兽复杂、丰富得多，二者并不相同。作为人的类规定，“生之谓性”除了生理机能、欲望外，还包括有其他方面内容，如同情、恻隐等等，孟子的“四端”实际也正是建立在人性这一方面的内容之上。因此，“生之谓性”并不必然能推出“牛之性犹人之性”。细察孟子的推理过程，他是先设定“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从古代“生”、“性”可以互训这一点看，性之名就是生，“生之谓性”似乎也可以说是同于“白之谓白”。但二者实际并不相同，“白之谓白”只是同义反复，并无所表述；而“生之谓性”则不单单是同义反复，而是一定义判断，其内容是说“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更重要的，“性”是事物的本质规定，若无此性，则人不成其为人，牛不成其为牛；而“白”不过是事物的一种属性，是非本质规定，雪、玉一时不为白尚不影响其为雪和玉，二者并不能简单类比。告子如果明白此点，当回答“不然”。但因其年老智衰，一时不察，误答曰“然”，结果被孟子步步紧逼，陷入被动之中。从表面看，孟子似乎在这一回合辩论中占了上风，至少使告子一时语塞，无话可说。但从内容看，孟子的论述却有误，他的结论是通过错误的推理获得的。 
    那么，这种错误是孟子一时的疏忽，还是他思想不成熟所致呢？仅就此章而言，似乎很难确定。但就孟子认为四端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以及称其为“才”来看，（《告子上》）四端其实也是属于“生之自然之质”，是“生之谓性”。这与孟子批驳告子的观点不能不说存在着矛盾，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四端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当然，孟子的四端是一种道德情感，与告子“食色，性也”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孟子一方面反对以生理机能、欲望言性，认为不能把这看作人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他又在“生之谓性”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发现“异于禽兽几希”的“四端”，以此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并强调通过后天的扩充、培养，使之成为超越之性，理想之性。从这一点看，说告子刺激启发了孟子，促使孟子思想走向成熟，大概是不为过的。孟子与告子另一个辩论是“仁内义外”问题。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同上） 
“仁内义外”与“生之谓性”一样，也是当时学术界普遍讨论的问题。除《告子》章外，《管子·戒篇》、《墨子·经下》都谈到这个问题。而荆门郭店竹简的发现，使我们更清楚认识到“仁内义外”曾经是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念[xiii]。按照这种观念，有些道德意识和行为（仁）是人内心具有的，而有些（义）则是由外部规定的，两种道德意识和行为在人的成德过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告子的“仁内义外”则与此有所不同，他更强调仁、义的相互对立和冲突。在他看来，因为一个人年长，我去尊敬他，这种尊敬不是发自内心的，就象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我称它为白色的，是因为它的外表是白色的，所以说是外在的。对于告子的这一看法，孟子进行了批驳，在他看来，告子用白色是外在的来说明“义外”是不恰当的，白马的白和白人的白可能没有什么不同，但对马和人的怜悯心则是不同的，如果告子认为“义外”，那么，他所说的义是在老者呢？还是在恭敬老者的人呢？显然，孟子使用的还是老伎俩，用人兽的差别来为告子设置好了陷阱。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义是外在的，那么，对马的怜悯之心难道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马吗？对于孟子的质疑，告子则指出“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表明自己所说“仁内义外”是针对人而言的，不应和禽兽轻易联系在一起。同样是针对人，爱也是不同的，我的弟弟便爱他，这是我自己高兴这样作的，所以说是内在的；而恭敬楚国的老者，也恭敬自己乡里的老者，这是因为外在的老者的关系而这样作的，我内心却可能不一定愿意，所以说是外在的。可以看出，告子是从血缘情感来理解仁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认为对自己亲属的爱是内在的，同时他把义理解为对外人的义务，认为这种义是外在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告子的问题，孟子以“嗜炙”之心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喜欢吃秦国人的肉和吃自己的肉没有区别，这说明喜欢吃肉之心是内在的，由此类推，仁、义也是内在的，不可能是外的。如果认为仁、义是外的，岂不是认为喜欢吃肉之心也由外引起的？且不说孟子以生理性的“嗜炙”与道德性的“敬长”进行类比是否合适，单就以这个类比本身而言，也尚不足以说明义是内在的。因为喜欢吃肉也完全可以看作是由外引起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可以说明告子的观点。而且喜欢吃秦国人的肉，同样喜欢吃自己的肉，前提条件必须是两种肉没有差别，否则“嗜炙”之心并不一样，而告子主张义外，正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秦人之弟”与“吾弟”——而言的。所以，孟子的论证不具有说服力。《告子》篇中还记载有“仁内义外”的另一次讨论，孟子的论述同样是失败的：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则饮汤，夏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这场辩论可能与上面的辩论时间相差不久。公都子受老师孟子的影响，主张“义内”说，故孟季子提出疑问，让他解释什么是“义内”。公都子认为恭敬是从我内心发出的，所以说是内在的。而孟季子则以平时从内心恭敬自己的兄弟，而在一块饮酒时却要先给同乡年长的人斟酒为例，说明“义”并不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有时也可以是由外在原因决定的，故说是“义外”的。对于孟季子的质问，公都子无法回答，只好向孟子请教。孟子的回答是，先向年长的乡人敬酒，是因为乡人处在受恭敬的地位，“在位故也，”这就象本来是先恭敬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