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葛兰西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即思想与活动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影响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人们的思想和活动并不总是一致的。葛兰西指出：“思想和活动之间的这种对照，即两种世界观——一种在言词中得到肯定，另一种则在展开于有效的活动之中——的共存，在这样一些场合，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对立，不能不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为深刻的对立的表现。它意味着，那个社会集团确实可能具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哪怕只是胚胎状态的，一种表现在行动中的、但却只是偶然地和在刹那间的世界观，当着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去进行活动的时候，由于它在智力上从属和服从[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缘故，却采用了一种不是它自己的、而是从另一个集团那里借来的世界观，但它却在口头上肯定这种世界观并相信它自己在遵循着这种世界观，因为这是它在‘常规时间’内遵循的世界观，也就是当他的行为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从属和服从[另一个集团]的时候遵循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不能把哲学同政治分离开来的原因。而且人们还能进一步表明，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也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这说明：第一，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是很复杂的问题，它与政治、哲学和信仰都息息相关。第二，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不仅由社会实践所决定，而且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制约和影响。第三，社会实践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先于社会意识的独立存在，这使得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成为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决定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指明了人们如何认同并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在思想与活动发生矛盾时，人们为什么会从多种意识形态中选择、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所在。

　　其次，葛兰西注重对同一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多种社会思潮的发生、散播及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葛兰西注意到不仅实践、思想和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而且他还研究了“在一切时代都同时存在着许多哲学体系和思潮，这种情形是怎样发生的，这些思潮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是怎样得到散播的，以及在散播的过程中，它们为什么会沿着某些路线、朝着某些方向分裂开来?”社会实践不仅产生了意识形态，而且产生了多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甚至还产生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这是葛兰西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背景下，促成了葛兰西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同一时代、实践条件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这是在新的时代和实践条件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贡献。

　　三、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在同一社会实践中会产生多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出现了在一个国家之内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统治阶级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关于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首先，实践哲学有着不同于其它哲学的意识形态统一方向。“一般的内在论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下列事实：它们不能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创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实践哲学倾向于不把‘普通人’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水平上，相反地，倒是把他们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其次，葛兰西指出了在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新世界观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原因)而得到传播的，但是，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性的要素，权威性的要素以及组织的要素，在不论是单个的个人还是一定规模的集团确定了总的方向之后，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的检验。”最后，葛兰西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建设新世界的先导，展示了他对于进步意识形态追求的勇气、信心、希望和对建设新世界的渴望与热情。“一个新世界的开端，尽管它们总是粗糙的和凹凸不平的，却总比旧世界的垂死挣扎和它所产生的绝唱来得好些。”

　　葛兰西把策略的因素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摆脱了抽象的思辨性，获得了现实的政治意义。他认为，首先，“工人们只有获得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才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进而影响和改造社会实践。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东西方社会的结构不同，所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东方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而在西方则不能采取这种形式，西方革命的核心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取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先获得市民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然后才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其次，统一的意识形态是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