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精神品格;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经济学的建构与创新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经济学的精神品格是经济学发展的内在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在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必须鲜明地呈现出自己的精神品性,即实践性､科学性､人文性和本土性｡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学要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立足并有所作为,更要融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