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尽心”即以道德修养立论，但是“四民异业而同道”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本末”之见，而成为后来“工商皆本”的先声。王阳明甚至认为“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这是对商人日渐提高的社会伦理地位的肯定。王阳明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平等的看待工商，甚至将工商与圣贤相提并论，这表明随着市井平民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不能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与转变⑴，以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王阳明着眼于“愚夫愚妇”的标准区别“同德”与“异端”⑵以及以“愚夫愚妇”的姿态与人讲学⑶，尽管并不否定圣愚之分，但是却也分明肯定了平民生活所内蕴的道德价值及其所应具有的社会伦理地位。王阳明对平民地位的肯定，尽管其本身目的在于使下层平民接受正统道德教化，但客观上却为先儒民本思想的复活及其向近代性的平民意识转换提供了方法与可能。
三、平民意识：民本思想的近代性转换
黄宗羲曾经指出，阳明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继承与发挥，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对于民本思想的近代性转换。在孔孟那里，民众的地位固然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圣凡之间的固有等级差别在他们看来则是不能混淆的。如孔子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孟子也说“位卑而言高罪也”（《孟子·万章下》）。王阳明尽管肯定了平民应该具有与圣贤相同的道德伦理地位（同其先天良知），但他并不否定现实中的圣愚之分。而维护等级制度，正是先儒提出民本思想的直接目的。由此看来，王阳明对于平民的态度，尽管历史条件与先儒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思想实质并无根本区别。由民本思想转化为近代性的平民意识，其根本标志是平等原则的确立。据徐樾《王心斋先生别传》记载：“遂言及天下事。夫子（王阳明）曰：‘君小思不出其位。’师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夫子曰：‘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师曰：‘当时有尧在上。’夫子曰：‘足见所学。’出，夫子谓弟子曰：‘吾擒取宸濠，一无所动，今为斯人动。”虽然还寄托于儒家上古理想，但从他对“君小思不出其位”的不以为然来看，王艮对精神桎梏的反对，对思想自由的向往，无不从特定角度表现出他基于平等原则的平民意识。当时，王艮所具有的平等原则与平民意识尽管主要还限于哲学层面，但其思想中却也流露出要推向政治或经济层面的意图。如他对“下”的着力赞颂⑷，“均分草荡”经济主张⑸等都表现出上述倾向。这表明王艮的平民意识不仅越出了先儒民本思想的轨迹，而且初步展开了民本思想向平民意识转换的现实化进程。
泰州学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何心隐则直接从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政治构想层面推进着上述进程。他所设计的社会组织“会”以师弟、朋友为重要的伦理关系、以“均”、“群”为基本的组织原则，而正统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等纲常伦理关系则退居次要地位。这种政治构想显然迥异于先儒民本思想，而表现出争取社会平等的近代性的平民意识。
王艮从哲学层面与何心隐从政治层面所表现的平民意识，虽然已偏离了正统儒家道德价值观的轨道，但二者之间尚未发生正面冲突。而泰州绝响李贽则是在对儒家思想的正面批判中，突显出平民意识的“堂堂之阵”与“正正之旗”的（《与周友山书》，《焚书》卷一）。如前所述，先儒固然具有民本思想，但却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前提，因此儒家又力主道德伦理领域的圣凡之分以及现实政治层面的贵贱之别。针对圣凡之分，李贽说：“勿以过高视圣人之可为也。尧舜与涂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明灯道古录》上，《李氏文集》卷十八）这就明确否定了圣凡之分，突出了圣凡平等的平民意识。李贽还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答周西岩》，《焚书》卷一），从人性论的哲学角度否定圣凡之分，论证圣凡平等。从圣凡之分到圣凡平等⑹，这种伦理层面上的转换同时要求着政治层面上的转换。所以李贽又说：“侯王不知致一人之道与庶人等同，故不免以贵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贵者必蹶贱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特未知之耳。……人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彼贵而不能贱，贱而不能贵，据吾所见，而不能致之一也。”（《老子解》）主张“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否定有“高下贵贱”之别，这种“致一之道”或“致一之理”显然是在要求政治平等。从道德伦理关系上否定圣凡之分，从政治关系上否定贵贱之别，从而不仅要求道德平等而且要求政治平等，基于这种全面平等原则的平民意识显然比王艮以及何心隐更为彻底、更为自觉。否定了圣凡之分与贵贱之别，李贽便从他的体现平等原则的平民意识出发，对他所向往的理想政治运作模式进行了设计。他说：“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千万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不格的归化者，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上，《李氏文集》卷十八）李贽的理想政治模式，就是要做到“各遂其千万人之欲”、“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这显然是一种形式多样而且充分自由的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贽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工商业竞争现象，也在理论上予以肯定。他说：“天必因材，而况人乎。强弱众寡，其材定矣。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明灯道古录》下，《李氏文集》卷十九）李贽以弱必归之强、寡必附之众的竞争法则为天道即必然规律，与西方近代思想家所力倡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念已经相当接近了。在李贽这里，我们注意到近代性的平民意识的典型特点诸如力主平等、强调个性自由、肯定竞争法则等已经基本具备了。
从王艮到何心隐到李贽，从哲学思想到伦理观念再到比较全面意义的近代性的平民意识，标志着传统的民本思想以王阳明为转折点，确乎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向近代性的平民意识的转换。这一转换的成因既是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思想自身的逻辑使然。前者恕不赘述，但从思想自身的逻辑来看，近代性平民意识的形成，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必然产物，而其始作甬这却不能不是王阳明。王阳明的开山之功，不仅表现于他所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而成为“工商皆本”的先声，而且更在于他所提出的“良知”与“致良知”说。其中的天赋良知为平等原则提供了逻辑前提，而良知存在的个体性原则则成为由个体性原则引申出个性自由与竞争法则的逻辑前提。由此看来，中明以降的启蒙思想家均推崇王阳明的心学，这种情况决非偶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王阳明的心学及其在泰州学派那里的展开，导演了一代启蒙思潮。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