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群共同体和实用主义哲学

在杜威那里,社群共同生活是一个贯穿于他一生思想的主题,他所主张的究竟又是怎样的社群生活呢?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曾用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对三种不同社群的分别来说明杜威所提倡的那种深厚的社群共同生活。桑德尔将社群区分为工具型、感情型和构建型三种。在第一种社群观中,"个人把社会组织看成是一种必要的负担和协作,其作用仅仅是帮助个人实现各自的目的。"第二种社群观认为,协作关系内的人主体早就先已个体化,"(每个个体的)实际动机可以是利他的,也可以是利己的。"如果说社群具有共同的价值和感情,那是因为个体各自具有这些价值和感情。价值和感情的拥有者不是社群,而是个人。第三种社群观不同意人主体先已个体化的说法。它认为,目前的个体或者个体表现形式从时间和逻辑上说都不一定先于社群,它们反倒是群体观构成的一部分。在最后这一种深厚群体观中,人主体本来就不是前两种社群观中那样的游离个体,"以这一深厚社群来看,说社会成员有社群意识,并不是指他们中的大多数老在表白什么群体感情或群体目标,"而是指什么样的个体和什么样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15〕

杜威作为知识分子的全部活动可以说都是为了提倡这种深厚的社群观。他始终反对以二分法看待个人与社会,反对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来讨论社群观念。他一直在批评经典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称之为"旧自由主义"和"旧个人主义")。在杜威看来,旧自由主义的根本毛病在于把个人流放在社会关系之外,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实践上说,旧自由主义都妨碍真正民主社会的建设。旧自由主义认为,人天生独立,天生自由,应当拥有人的自然权利和尊严;不民主的社会压制了人的这种自由、权利和尊严,因此,民主运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便是争回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在杜威看来,人并不天生为独立,而自由的个体、个体的权利、尊严和价值都是争取的结果,不是自然天赋。只有在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群体中,个人才有拥有自由、权利和尊严。所以,具有民主权利的个体是同实行民主理念的群体制度同步构建的。在美国,这种同步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和环境的一种历史性的"幸运巧合"。这一巧合不可避免的退化使得民主在美国不能不是一个不断再创的过程,也使得民主在那些不如美国幸运的社会中必须自我构建,不能简单地仿照美国模式。〔16〕

杜威一生从事的从来就不是纯哲学,而是以社会改革为其目的的实用哲学。伯恩斯坦指出,把实用主义看作是庸俗的哲学,是为美国社会糟糕方面的辩护,是一种"误解","经典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尤其是约翰.杜威,对美国社会一直中国尖锐批评态度。杜威根本不是美国现状的庸俗辩护士;相反,我象哈贝玛斯一样认为,杜威是青年黑格尔左派的传统的继承者。在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诠释世界这一点上,在相信我们可以争取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方面,杜威与马克思是站在一起的。"〔17〕哲学不具备某种不证自明的第一原则或"原旨",这已成为当今的共识。这个思想不应当理解为哲学已经死了,就象在现代生活中永恒不变的上帝已经死了一样。这是应为,人们仍然有思考大问题(文化、自然、人的存在等等)的需要,人们仍然在社会实践中有与传统(思想、价值、规范等等)保持联系的需要。今天,杜威的哲学批判继续吸引人们的正是这些东西。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知识和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争之后,人们对实用哲学的活力和价值变得更为珍惜。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关于社会正义和变革的全能意识形态,二十世纪的哲学中也充满了号称具有终极发现价值的思想和方法。杜威一生都在反对这些全能意识形态和全能方法。他一生都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探索人的集体性文化智慧与生存环境多采多姿的互动。他所说的哲学的"实验方法",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包容和多元的探索。探索者(个人或群体)与环境世界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互动：世界限制探索者,使得他特别重视某些问题,特别强调某些假设,而探索者则将其发现反馈回世界,形成新的问题和假设。杜威去世五十年后,他对哲学本身的看法依然充满活力。人们越来越看到,人类的价值和问题其实都起源于局部地方而非全球,因此,宏大的政治话语和宏大的哲学话语都无法将其完全概括。对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来说,杜威的哲学观亦颇有启发意义。二十世纪末的思想界充斥着变幻无常的"世纪末"说法,这些断然肯定的说法("主体死了"、文化相对论、主权高于人权等等)后现代味十足,但细辨之下,还真不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来得后现代。后现代的种种相对主义把人类的一切价值都看成是文化的产物,因此顺理成章地得出伦理虚无主义的结论:既然任何价值都无真实确定性,也就无一例外地可有可无。但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在局部价值中看到的却是具有普遍性的个人与环境互动的问题。它看到,在这个思想多元但同时又向往科学确定性的世界中,群体生存并不能没有根本的生活价值。不妨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价值,一方面,就其局部起源而言,它是真实确在的;另一方面,就其普遍运用而言,它又确实不过是一些出于生存需要的假说。谁同意这两者并不矛盾的合理性,谁就可以说是一个杜威式的实用主义者。然而,谁都又可以既持此立场,又不把自己看成是杜威实用主义者。其实杜威自己就希望他的主张会有一天变成现代民主群体中不带标签印记的"常识"思想,变成许多人"自然而然"的想法。值得庆幸的是,杜威长时期被学界遗忘,反倒成全了他的这一愿望。常常有人想杜威之想,却并不意识到那就是杜威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杜威的思想真的已经变成了不带标签印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

注释:
1. Christopher Lasch, 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 1889-1963. New York:　Norton, 1965, p. ix.
2. 参见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3. 例见 Arthur Bestor,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Republic, 29 August 1955: 18-19; Arthur E. Murphy,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57 (1960): 420-436; Howard White, "The Political Faith of John Dewey,"　Journal of Politics 20 (1958): 353-367.
4.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22] 1965, pp. 196-97.
5. Walter Lippmann, The Phantom Public.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p. 126.
6. John Dewey, "Creative Democracy -- The Task before Us," reprinted in M. Fisch, ed., Classical American Philosopher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1, p. 394.
7. Timothy V. Kaufman-Osborn, "John Dewey," in Sohnya Sayres et al., eds. The Sixte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p. 289-290.
8. Michael Walzer, "The State of Political Theory:　A Symposium," Dissent, Summer 1989, p. 337.
9. 11. 13. 14. Robert B.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40; 540; 540; 541.
10. 哲学人类学对于政治哲学的意义,讨论可见 Ronold Bein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 5.
12. Carlin Romano, "Naughty, Naughty: Richard Rorty Makes Philosophers Squirm,"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June 1987, p. 14.
15. Richard J. Bernstein, Philosophical Profil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p. 268. 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9 ff.
16. John Dewey,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New York:　Henry Holt, 1927, p. 41.
17. 童世骏:"中国应创造地借鉴西方经验--访美国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教授," June 15,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