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下沉者――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其人其书(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出现在平面上的现实,平面重新分割了混沌。 [4]chaoïdes一词很重要,它与差异-多样性、重复-一致性、强度、无器官体、机械态、游牧(游子、游牧民)、分裂、褶子相关。
艺术、科学和哲学都与混沌相关,并且依据各自不同的因素与混沌发生的不同关系相互区别。艺术以感觉、合成图式和感性人物形象与混沌接合,科学以函数、指示图式和部分观察者形象与混沌接合,哲学则以概念、内在图式和概念性人物形象与混沌接合。艺术、科学和哲学以自身的风格在混沌那里生成自己的方向和道路,从而并含、卷入、展开、游牧,然而,它们又是相互连通的区域:因变化和差异而发生联系,感觉从变相出来,函数从变数出来,概念从变异出来。变相、变数与变异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艺术、科学和哲学从而获得了等价关系或相似关系。混沌并非简单的无序,而是不断出现又消逝的景象,不断出游又归返的速度,不断上浮又下沉的线条,不断生存又死亡的实体,不断忆起又忘却的意念。可以说,混沌是一种具有巨大潜在性力量的存在,标明了原地游牧,真正跨越了区域和时代。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差异中发现了重复,发现了超越不同领域的可能性,艺术、科学和哲学因与混沌保持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而变得难以辨别,差异与重复一体化,模糊性与明晰性一体化。游子(le nomade)的影子从混沌中来。这个影子被他们呼为“该到来的民众”。艺术、科学和哲学共同拥有这个影子,因此变得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把宗教和政治嵌进其中。这是一种积极的大共鸣或大共振,差异概念与重复概念合成事件发生的大场面。差异是德勒兹哲学的主要概念(主要登场人物),差异哲学是德勒兹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延续了他的一生。柏格森著名的绵延、记忆与生命冲动正是以差异为中心展开的,德勒兹在展开过程中,看到了差异与重复相互依赖、缠绵和归属的动人场景。绵延是一种与自身相关的差异,记忆是差异的各种层次的重叠,生命冲动是差异的分化、走叉、分岔、分配、转换、分裂、游牧。差异的力存在于分散和不规范的取向中。
差异的走叉、分化、变异、转换等是常见的生命冲动。异性之间合法的“性取向”是被强制性规定的,这种严格规范的“性取向”禁止超越已经规定了的性生活范围,特别不允许超越性别。只有不规范的“性取向”才能实现超越自己的性别局限。张国荣在自己的艺术和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分化或转换为若干部分,分化或转换是逐渐完成的,并且导向了性别混沌状态而成为无器官体――人与人本身的事转换为感情与感情本身的事。从开始的异性恋到后来的同性恋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叉或游牧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就把原来单向(单数)的性变成了多向(复数)的性(至少有三条线缠绕着分化的主体):异性恋的维持或继续、分化出来的同性恋和这两种性取向的合成状态。这三条线都是欲望机器生产出来的,前一条线是一条正面线,后两条是负面线。这三条线一旦产生就始终相互交织,体现在演艺生活、日常生活、文学生活、绘画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等领域。这意味着“我这样也可,那样也可。”或者“我是男还是女?”性别失去了距离。这致使主体在不同区域之间忙乱和彷徨,并成为不定者(不定的主体或游子),处于未分化的神经质的黑夜,处于高度紧张的游牧状态。
游牧是为了充实身体,充实的身体决定了社会的充实性,因为社会由人体构成。人体充满各种欲望,是一架欲望机器。社会无非是布满种种欲望机器的工厂。社会充满性别,但性别距离因受到自然欲望的挑战而发生分化、变异和转换。人的欲望处于混沌的游牧状态,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追求整体欲望,欲望之流涌向了部分,因此,人始终是以部分姿态出场的,以部分表现了整体,这并不意味着部分的整体化,而是横断性整体的产生。与此同时,男女性别界线模糊了,被婚姻规则严格使用的性别类型受到冲击,原来明确以性别类型划分的自我不知在何时何地发生了神奇的转换:直线的性分裂为多条曲线的性。人在原来的欲望线上逃走了,进入了新的领土。人作为欲望机器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开辟了多条战线和多个战场,如同战争机器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发挥作用一样,其中既生成了逃走的可能性条件,又带来了死亡的可能性绝境。同性恋无非是性爱的分化线条(多样性)的体现,开辟了超越性别的欲望领土。不过,这块领土承受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的强度是异性恋领土所不具有的。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不难理解这种强度只不过是生命的原初状态的还原。生命的原初状态就是母胎景象,母胎景象是欲望机器的出发点,性别的界线并没有完全形成,具有多种可能性或多条欲望线,有待分化。分化是逐渐完成的,分化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很可能发生新的分化。
人们通常认为张国荣是同性恋者,不如说他是性转换者或横断性爱者。性转换即性游牧。男女之别是以雌雄因素的多少来决定的。男人是雄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雌性因素;女人是雌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雄性因素。男女各自的雌雄难辨表明了雌雄两种因素发生了交迭混合,完成了重新分配的任务。这种重新分配为性的多样化和复数化提供了基础。即使在异性恋者之间也会形成多个侧面: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雌性因素与女人的雌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女人的雌性因素与男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欲望之流是错综复杂的。其中任何一种欲望之流都可能被切断,致命欲望主体发生走叉现象。张国荣在其艺术、生活与社会等方面都显示了这种现象。自杀是内心早已存在的极限游牧或极限分化的总暴发。人们不是一直在追问张国荣死因真相吗?其实,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之间的痛苦转换是一切死亡愿望的真相,而死亡愿望的成功实现绝对可以结束这种痛苦转换。与死神相遇并响应死神的召唤是无法抗拒的差异性力量。死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只是在采取何种方法的问题上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在柏拉图那里,同一是善,差异是恶,德勒兹对柏拉图哲学进行了颠倒,差异升华为肯定性的哲学对象,不再背上恶的阴影。只有差异是不行的,必须依存于重复,即必须从混沌中来。这是德勒兹对差异的重新规定和理解。差异在哲学上得到积极肯定,是德勒兹与柏拉图决战后的大胜利。这表明,自然获得游牧性分配。这种分配并没有改变自然的位置,这是原地游牧或就地旅行。一切皆游牧。游子往往被认为是迁徙的民众,德勒兹却尝试把不动的民众也规定为游子,他本人很少出门旅行,力图做一名不迁徙的哲学家。他以“原地游牧”这一原则建构了自己的生活与哲学。他的“原地游牧”卷入了战争机器、国家装置、资本主义、世界史、地球史、情报机构以及自己的死亡,从而对这些复杂且庞大的主题现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为西方哲学开辟了一条向未来开放的新道路。在此意义上讲,德勒兹哲学潜藏着巨大的思想繁殖力和坚韧性。
游牧是推动世界的力量,是一个事件,亦即一个过程。世间充满事件,文本中充满事件。事件是一个过程而非瞬间,如同掷骰子。游子之出游时刻与归返时刻,如同骰子之抛出时刻与落回时刻。游子的未来命运如同掷骰子、卜卦。游子之“出游-归返”可与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之“敞开-遮蔽”对接,可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一切可能的领域。物和人皆游牧。游牧生活是物和人的自由生活。我是游子,我游牧,我已游牧过,我正在游牧,我将要游牧。游子是敞开-遮蔽其整个存在的在者,去各处漫游又从各处归返。游子有能力超越界线,创造出许多逃走线,
艺术、科学和哲学都与混沌相关,并且依据各自不同的因素与混沌发生的不同关系相互区别。艺术以感觉、合成图式和感性人物形象与混沌接合,科学以函数、指示图式和部分观察者形象与混沌接合,哲学则以概念、内在图式和概念性人物形象与混沌接合。艺术、科学和哲学以自身的风格在混沌那里生成自己的方向和道路,从而并含、卷入、展开、游牧,然而,它们又是相互连通的区域:因变化和差异而发生联系,感觉从变相出来,函数从变数出来,概念从变异出来。变相、变数与变异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艺术、科学和哲学从而获得了等价关系或相似关系。混沌并非简单的无序,而是不断出现又消逝的景象,不断出游又归返的速度,不断上浮又下沉的线条,不断生存又死亡的实体,不断忆起又忘却的意念。可以说,混沌是一种具有巨大潜在性力量的存在,标明了原地游牧,真正跨越了区域和时代。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差异中发现了重复,发现了超越不同领域的可能性,艺术、科学和哲学因与混沌保持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而变得难以辨别,差异与重复一体化,模糊性与明晰性一体化。游子(le nomade)的影子从混沌中来。这个影子被他们呼为“该到来的民众”。艺术、科学和哲学共同拥有这个影子,因此变得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把宗教和政治嵌进其中。这是一种积极的大共鸣或大共振,差异概念与重复概念合成事件发生的大场面。差异是德勒兹哲学的主要概念(主要登场人物),差异哲学是德勒兹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延续了他的一生。柏格森著名的绵延、记忆与生命冲动正是以差异为中心展开的,德勒兹在展开过程中,看到了差异与重复相互依赖、缠绵和归属的动人场景。绵延是一种与自身相关的差异,记忆是差异的各种层次的重叠,生命冲动是差异的分化、走叉、分岔、分配、转换、分裂、游牧。差异的力存在于分散和不规范的取向中。
差异的走叉、分化、变异、转换等是常见的生命冲动。异性之间合法的“性取向”是被强制性规定的,这种严格规范的“性取向”禁止超越已经规定了的性生活范围,特别不允许超越性别。只有不规范的“性取向”才能实现超越自己的性别局限。张国荣在自己的艺术和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分化或转换为若干部分,分化或转换是逐渐完成的,并且导向了性别混沌状态而成为无器官体――人与人本身的事转换为感情与感情本身的事。从开始的异性恋到后来的同性恋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叉或游牧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就把原来单向(单数)的性变成了多向(复数)的性(至少有三条线缠绕着分化的主体):异性恋的维持或继续、分化出来的同性恋和这两种性取向的合成状态。这三条线都是欲望机器生产出来的,前一条线是一条正面线,后两条是负面线。这三条线一旦产生就始终相互交织,体现在演艺生活、日常生活、文学生活、绘画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等领域。这意味着“我这样也可,那样也可。”或者“我是男还是女?”性别失去了距离。这致使主体在不同区域之间忙乱和彷徨,并成为不定者(不定的主体或游子),处于未分化的神经质的黑夜,处于高度紧张的游牧状态。
游牧是为了充实身体,充实的身体决定了社会的充实性,因为社会由人体构成。人体充满各种欲望,是一架欲望机器。社会无非是布满种种欲望机器的工厂。社会充满性别,但性别距离因受到自然欲望的挑战而发生分化、变异和转换。人的欲望处于混沌的游牧状态,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追求整体欲望,欲望之流涌向了部分,因此,人始终是以部分姿态出场的,以部分表现了整体,这并不意味着部分的整体化,而是横断性整体的产生。与此同时,男女性别界线模糊了,被婚姻规则严格使用的性别类型受到冲击,原来明确以性别类型划分的自我不知在何时何地发生了神奇的转换:直线的性分裂为多条曲线的性。人在原来的欲望线上逃走了,进入了新的领土。人作为欲望机器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开辟了多条战线和多个战场,如同战争机器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发挥作用一样,其中既生成了逃走的可能性条件,又带来了死亡的可能性绝境。同性恋无非是性爱的分化线条(多样性)的体现,开辟了超越性别的欲望领土。不过,这块领土承受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的强度是异性恋领土所不具有的。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不难理解这种强度只不过是生命的原初状态的还原。生命的原初状态就是母胎景象,母胎景象是欲望机器的出发点,性别的界线并没有完全形成,具有多种可能性或多条欲望线,有待分化。分化是逐渐完成的,分化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很可能发生新的分化。
人们通常认为张国荣是同性恋者,不如说他是性转换者或横断性爱者。性转换即性游牧。男女之别是以雌雄因素的多少来决定的。男人是雄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雌性因素;女人是雌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雄性因素。男女各自的雌雄难辨表明了雌雄两种因素发生了交迭混合,完成了重新分配的任务。这种重新分配为性的多样化和复数化提供了基础。即使在异性恋者之间也会形成多个侧面: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雌性因素与女人的雌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女人的雌性因素与男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欲望之流是错综复杂的。其中任何一种欲望之流都可能被切断,致命欲望主体发生走叉现象。张国荣在其艺术、生活与社会等方面都显示了这种现象。自杀是内心早已存在的极限游牧或极限分化的总暴发。人们不是一直在追问张国荣死因真相吗?其实,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之间的痛苦转换是一切死亡愿望的真相,而死亡愿望的成功实现绝对可以结束这种痛苦转换。与死神相遇并响应死神的召唤是无法抗拒的差异性力量。死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只是在采取何种方法的问题上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在柏拉图那里,同一是善,差异是恶,德勒兹对柏拉图哲学进行了颠倒,差异升华为肯定性的哲学对象,不再背上恶的阴影。只有差异是不行的,必须依存于重复,即必须从混沌中来。这是德勒兹对差异的重新规定和理解。差异在哲学上得到积极肯定,是德勒兹与柏拉图决战后的大胜利。这表明,自然获得游牧性分配。这种分配并没有改变自然的位置,这是原地游牧或就地旅行。一切皆游牧。游子往往被认为是迁徙的民众,德勒兹却尝试把不动的民众也规定为游子,他本人很少出门旅行,力图做一名不迁徙的哲学家。他以“原地游牧”这一原则建构了自己的生活与哲学。他的“原地游牧”卷入了战争机器、国家装置、资本主义、世界史、地球史、情报机构以及自己的死亡,从而对这些复杂且庞大的主题现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为西方哲学开辟了一条向未来开放的新道路。在此意义上讲,德勒兹哲学潜藏着巨大的思想繁殖力和坚韧性。
游牧是推动世界的力量,是一个事件,亦即一个过程。世间充满事件,文本中充满事件。事件是一个过程而非瞬间,如同掷骰子。游子之出游时刻与归返时刻,如同骰子之抛出时刻与落回时刻。游子的未来命运如同掷骰子、卜卦。游子之“出游-归返”可与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之“敞开-遮蔽”对接,可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一切可能的领域。物和人皆游牧。游牧生活是物和人的自由生活。我是游子,我游牧,我已游牧过,我正在游牧,我将要游牧。游子是敞开-遮蔽其整个存在的在者,去各处漫游又从各处归返。游子有能力超越界线,创造出许多逃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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