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 land。Eliot用语，也译“荒原”）。人一直没有能够理解自身，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的哲学只是一种无心的哲学（philosophy with no heart）。显然我们需要一种在知识论思维方式之外的心事的哲学（philosophy of heart）。 
    Rorty从解释学那里得到灵感而提出：不含知识论的哲学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非常有力，但他对可能的新哲学的想象却相当软弱，大概是一种有教化意义的诗化的“谈话方式”。这种准文学的谈话缺乏共同的方法论，从长期来看，它会失去思想所必需的共同问题和有公共意义的理解，而变成无数私人性噪音的生产方式。这种怀疑对Derrida的解构同样有效：对一种僵化了的思维结构的解构当然是革命行为，但是必须同时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公共思维结构的建设，解构只能是一个特定的专门行动，而不可能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否则就会变成所有话语的互相解构和互相噪音化。我们必须警惕新的“巴别塔问题”：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在互相搞乱别人的语言和口音。 
    人们虽然希望有一种并非以知识论为核心的思想，但一直都缺乏方法论上的认真准备，而仅仅满足于诗化的也就是相当随便的谈论习惯，相比之下，知识论哲学却有着深厚的方法论传统所以也就强有力。可以考虑Plato的“哲学家和诗人”问题：所以赶走诗人，是因为诗人在思想上不负责任随便胡说。事实上诗人倒不见得那么不负责任，但是仅仅是诗化的谈话方式确实缺乏产生完整思想的能力，这是个弱点，尽管人们有时候会标榜那种不确定的、辨证的、不断诠释的、批评的、解构的没完没了的言说多么有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变动不居的经验和有限生命的先验意向（intentionality a priori）却是对永恒的渴望，因为对于有限的生命而言，永恒的东西最有吸引力，这就是一个基本心事。 
    在知识论之外的成功挑战只有过一种形式，它就是宗教。宗教利用想象力直接达到永恒的东西，于是，在人们对知识失望的地方，就愿意有某种关于永恒的诺言。这种想象可以有各种版本，但是共同的弱点是缺乏现实感。人们感觉得到，知道某种东西才算真的有这种东西，而信仰试图告诉人们一些所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人们喜欢它，但也知道它不真实，当然，人们仍然可以相信它——“并非p，但我相信p”是个相当有趣的知识论问题，不过，既然知道了“并非p”，即使相信p，也仍然知道p在实际上不能解决我们这个真实世界的问题。宗教也许能够给予我们的心事某种永恒的东西，但这种彼岸的永恒和我们的生命本身有着明显的距离，于是，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本身便缺乏自足的意义。生命不能获得自身肯定，这不会是一种符合生命要求的思想。生命对自身意义的直接的、现实的肯定，又是一个基本的心事。 
    知识和宗教是西方推荐给人们的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基本理解，这两种思想虽然伟大，但却不能形成一个充分的思想结构。这种不充分性在西方思想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就特别明显起来。中国人的态度和理解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子，事实上中国人很喜欢并且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但是毕竟并不给予西方观念以根本的思想位置。正如前面讲到的，因为生命有限，所以人们对永恒最感兴趣，而西方思想为生命所想象的那些永恒意义却是生命所触摸不到的，有限生命触摸不到的那些无限意义对于生命来说平添烦恼和遗憾，这正是中国人没有给予西方思想以根本的思想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式的直观试图说明：对生命具有着最大诱惑的永恒性不应该落在生命的有限性之外而必须实现在有限性之中，即永恒的东西不是某种彼处的（there）形而上的或超越的绝对的东西，而是在此处（here）生命之中用之不竭的热情和感动之源。因此中国人总希望真实生活中就能够有最好的东西，而不用绝望地寻求绝对完美。 
    幸福或者生活的意义必须在现实中能够兑现，否则永远是不真实的，生活的意义只不过是对生活本身的持续兴趣，而不是某种在生活之外的超越的假设或者某种抽象的普遍概念。假如说中国思想有着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它追求的是永恒的此生化，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永恒性，即赋予现实事物某种不可替代无法解构的唯一想象/感动方式而使之永恒化，这种事物可能消失，但将被惦念、怀念和热爱（这听起来有些像Husserl说到，一棵树可以被毁掉，但它的纯粹的sinn可以永存），它成为永远的心事。这种中国式的理解暗含着一个思想的心事角度，从心事的角度去提问，我们将注意到的是，真实生活中各种事物引起人们兴趣的方式，特别是他人引起我们兴趣的方式（显然人是所有事情中最有趣的），也就是说要提问的是“某种东西为什么如此有魅力”，而不是“某种东西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 
    人文的生活世界是按照想象来定义的，是按照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来定义的。尽管我们可以科学地（知识性地）描述一个人文事实，但不可能对人文事实科学地提问。在此有必要提到Vico的天才论断“真理即成事”（verum-factum），就是说，一件事情和这件事情的真理是一起被创造出来的。既然行为是创造性的，那么生活事实（即行为结果，factum）就总是暂时性的。当关于某种事实的知识投入使用就改变了原来的事实，或者说，当知识抓住生活事实时就失去了它，所以，知识是存在的一个变量，知识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orld），而是关于且加入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and-in the world）。当知识成为存在的一部分，知识就和各种欲望、想象、权力、责任和利益分不开了。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 fact）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fate），就是说，人文思想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存智慧。因此，存在问题、形而上学、知识论描述或心智的哲学的哲学思路恐怕不是最能够表达人文事实的哲学思考方式，我们很可能更需要研究关于存在的欲望和想象，研究心与存在的缘分（affinity）而不是对存在的描述，研究the-made-to-be而不是to be，更需要心事哲学或“心而上学”（meta-psycology）而不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思考角度。 

2。另一种概念体系 
    一种语言总需要一种作为它的词库的管理/生成方式的概念体系。最有效率的概念体系就是Aristotelian的种属概念体系（非西方语言也许没有这种概念理论，但这种概念体系却是在语言中存在着的）。如果没有这种概念体系就不可能清楚表达。这一点没有疑问。不过由于人们把这种概念体系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的组织规则，用它来规定知识部门、思想路径和解释方式，这样把表达方式推广为思想方式是否有效，则是个问题。 
    在这里我想继续讨论《一个或所有问题》中的一个基本想法：现在世界通用的概念体系基本上是以名词为核心的种属科层制度体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树状层层发展概念体系，这种“名词思维”强调名词优先意识，并且为名词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它非常可能是关于事物的最好的系统表达方式，但却未见得是关于问题的最好思考方式。我们在实践中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并不一定是而且往往不是概念体系中的大概念，或者说，最重要的问题和最大的问题并不相同。在真实生活中人们关心能够“做”的事情，而普遍的、本质的或概括的东西虽然规模很大却主要是用来“说”的，而不是用来“做”的，“说”的思维和“做”的思维之间有着差距。 
    科层制概念体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它把所有事情都看作是某种东西，某种可以定义的东西，这样就把所有事情都转换为逻辑对象。可是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实际上是我们的欲望对象，我们并非按照概念的逻辑分类和等级去对待事物，而是按照事物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