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必须阐明的首要一点是：为什么这［按：指标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背后隐含对我们思想的何种怀疑或何种批判？它是对下述问题的根本怀疑，即，我们是否有能力根本摆脱我们的传统。于是，民族文化传统首先就是一种统治形式和统治技巧的传统、是自由理想、秩序目的诸如此类的传统。谁会否认我们自身的人类机能并不仅仅存在于说话之中呢？我们应当承认，一切语言性的世界经验所经验到的是世界，而不是语言。难道我们通过语言性的阐释所表达的不是同现实的遭遇吗？遭遇到统治和不自由导致了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形成，而正是劳动的事件、功能的事件，是我们在掌握劳动过程时作为我们人类自我发现的道路来经验的。如果以为，并非首先存在着那些使我们人类的自我理解、我们的评价、我们与我们自己的谈话赖以具体实现并具有批判功能的经验，即我们人类在统治和劳动中生存的具体经验，那将是一种虚假的抽象。我们活动在一个语言性世界中，而且借助于一种通过语言而预先形成的经验来熟悉我们的世界，这一事实决不剥夺我们批判的可能性。相反，它向我们敞开了超越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所有预先图式化的经验之可能性，因为我们在与别人、与不同的思想者谈话时使自己经受着新的批判的考验和面对新的经验。根本来说，在我们的世界中一开始就是、并且永远还是与同一件事相关：把语言形式化到习俗和社会规范中去——在它们背后总是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和统治利益的。但这恰好就是我们人类的经验世界，在其中我们已在参照我们的判断力行事，但这就是说，参照我们对一切习俗都批判地对待的能力行事。实际上，我们把这种能力归功于我们的理性在语言上的虚拟性，而语言例如说并不对我们的理性造成妨碍。于是，我们的世界经验并非只是发生于学习说话和语言训练中，这肯定是对的。正如哈贝马斯在引用皮亚杰的研究时所认为的，有一种前语言的世界经验。有把我们彼此联系起来的体态语言、表情语言和手势语言，有笑和哭，这方面的解释学是由H·普列斯纳提出来让人们注意的，也有一个由科学所建造的世界，在其中数学符号化的精确的特殊语言最终使理论构造之坚实基础成为可能，而且它还带来了一种制造和操纵的能力，这种能力向我们直接显现为ho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或者人的技术发明能力的一种自我表现方式。但毕竟，所有这些形式的人类自我表现本身都永远必须被纳入到心灵与自身的那种内在对话之中。

我承认，这些现象意味着，在语言和习俗的一切相对性背后存在一种共通的东西，它根本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种着眼于可能语言化的共通的东西，要褒扬这种共通的东西，也许“理性”这个词还不完全是最坏的。尽管如此，也有某种使语言作为语言具有卓越性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作为语言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切其他交往过程中超升出来。我们把这种超升（Abhebung）称为书写和书面性。如果任何以如此直观生动的方式相互不可分离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劝说另一个人或者一个人说服他自己的谈话那样的东西，可以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书写形式，而这种形式有可能被破译、被阅读并提升到一种新的意义过程，以致我们的整个世界或多或少——也许不久就要——成为一个文字世界，一个被书写和书面性所治理的世界，那么这会意味什么呢？这种书面性之普遍性以什么为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会发生什么呢？完全撇开书面性的一切差别不论，我可以说：一切书面的东西，为了理解起见，都要求类似于提升到内在的耳朵中去的某种方式。在涉及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地方，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甚至在哲学中我也习惯于对学生说：你们必须竖起你们的耳朵，你们必须知道，当你们口中说出一个词时，你们并非使用了一个当你们不喜欢时就可以弃置一旁的随心所欲的工具，而是你们事实上就已经定下了自己的思想方向，这个方向来自久远又通过你们而伸向久远。这就永远是一种由我们所促成的向后转的方式。我想在一种十分宽泛的意义上将这种方式称为“翻译”。阅读已经是翻译，翻译则是再一次翻译。且让我们反思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翻译时，即当我们把某种只是以外语写下来并作为本文而给予我们的死的东西转化为一种新的阅读性理解过程，乃至于一种以另外的语言、即我们自己的语言来理解的新的过程时，这意味着什么。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括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被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统一。甚至一切谈话都带有某种这样的预先把握和明确确立的方式。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有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名位：《论思想在谈话中的逐渐完成》。如果照我的意愿，每位教授要考核一位教授候选人，都必须先签署一份保证书：他读过此文。这篇论文描述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柏林的教授资格考试期间获得的经验。当时考试是公开的，当然只有那些未来的应考者出息旁听（这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在文中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描述考试是如何进行、教授如何猛然提问而候选人如何即刻做答的情形。然而我们大家这时都知道：一个人人都会回答的问题只有傻瓜才会去回答。问题必须自己冒出来，这就是说，它包含某种对可能做出的诸种回答的开放性。给出的答案是合理的，这就是人们所能加以评判的惟一可能的考试成绩。计算机和鹦鹉可以更迅速得多地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克莱斯特也为这种经验找到了一个精彩的表述：思维的飞轮必须运转起来。在说话时，这就会造成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从而就扩展了我们的思想。这才是从言语的还是非常前图式化的语汇和语言使用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现实的话语。人们说出它，它就把人进一步导向一个他本人也许都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和目标。这就是对于从语言进入世界具有普遍性这一主张的背景，即我们的世界知识——如果用譬喻来表达的话——对我们并非显现为一种我们学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