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
其实，翻检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流氓致富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点。而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之一，并且也是检验历代思想哲士人格的试金石。这方面最有意思的例证是19世纪两位思想家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这两位哲人一位是斯宾塞，一位是凡勃仑。前者的思想让当时美国的富人们欢欣雀跃，而后者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却迫使美国的富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公众形象。
比较这两位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颇觉意味深长。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一生刚好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始终。他的一大主要思想往往被后人误解为达尔文的思想，那就是“适者生存”。据他自己说，他只是将达尔文解释动物王国中死亡与生存的“适者生存”观点用来说明充满挑战的人类经济世界：“所有生物都必须接受'生计日艰'的事实，而这个压力造成了普遍的进步，因为'只有能够进化的物种才能生存'，并且'能够生存的又必定是生物中最优秀的种类'.”他这样解释富人产生的合理性：贫富差距形成是自然力无可避免的结果，富裕者之所以富裕，是他们高度适应能力所带来的成就，富人只是自身优越性的受益者。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富有，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有了斯宾塞对财富形成的这种解释，富人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财富以及财富为他们带来的种种乐趣。这一观念也有力地保护了财富，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政府能对富人们获得及扩充财富的方式加以干预，如果要干预，就等于干预了人种改良的基本规律。
对穷人的冷漠是斯宾塞思想的一大主要特点。斯宾塞是这样看待穷人的存在：帮助穷人，就等于要中止一切的社会进步，因为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对自己生存环境无知，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结果。斯宾塞的思想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有如天启福音，因为他的思想完全符合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因为过去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有这么多的富豪可以这样充分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所以他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自1860年出版后的40年间，在美国总共销售了36.8万多册。
这一为富者进行伦理辩护的思想被萨姆勒（Willianm Craham Sumner）加以发展，遂有了下面这些“名句”：“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他们就是经过精选的，所以财富在他们手中会累积起来……他们很可以被看作是选来担任某种特定工作的社会代理人，因此他们能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不过这种交易对社会是有益的。”而生存竞争正好是对穷人的鞭策，使穷人以努力工作来克服天生的劣势。美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两位哲人的思想非常之欢迎，在积累财富的竞争中大获全胜的约翰洛克菲勒，就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自己优胜劣汰的观点：“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在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观赏者带来芬芳。”同样在商场上，也只有牺牲别人才能给洛克菲勒家族带来荣耀，“这并不是商业上的罪恶现象，而只是自然律或上帝旨意的具体化而已。”而萨姆勒执教的耶鲁大学，成为当时富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首选名校。
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的道理予以接受，“天择”观念对于贫穷问题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说明，但它衍生出来的观念却与欧美社会的宗教信仰发生剧烈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牧师们说教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这种宗教精神对斯宾塞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尽管在斯宾塞之后也还有一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辩护，但那种辩护词通常都不怎么理直气壮，只能重复“尽管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没有制度比这更好”一类的词语。
但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接受斯宾塞礼赞的同时，却在另一个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那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尖锐的嘲笑，制度学派的始祖凡勃仑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1899年出版），使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现除了财富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125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互相残杀得你死我活的竞赛，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目为是正当的消费。
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他的《有闲阶级论》甫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仑：“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一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是针对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在理论探究的终端，凡勃仑阐明了这样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对于经济人与有闲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究。在他们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顶，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失败者因自己的无能而忍受贫穷，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仑却认为这种人类观没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将社会束缚在一起的力量是出于“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他更不认为闲暇本身比工作更为人所喜好。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现在这种原始的单纯经济形态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闲阶级，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社会皆不视为低贱。这种原始民族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不是盈亏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自然的敬业精神及对后代的一种长辈关爱。人人都力求在他们份内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头地，偷懒（闲
其实，翻检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流氓致富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点。而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之一，并且也是检验历代思想哲士人格的试金石。这方面最有意思的例证是19世纪两位思想家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这两位哲人一位是斯宾塞，一位是凡勃仑。前者的思想让当时美国的富人们欢欣雀跃，而后者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却迫使美国的富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公众形象。
比较这两位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颇觉意味深长。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一生刚好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始终。他的一大主要思想往往被后人误解为达尔文的思想，那就是“适者生存”。据他自己说，他只是将达尔文解释动物王国中死亡与生存的“适者生存”观点用来说明充满挑战的人类经济世界：“所有生物都必须接受'生计日艰'的事实，而这个压力造成了普遍的进步，因为'只有能够进化的物种才能生存'，并且'能够生存的又必定是生物中最优秀的种类'.”他这样解释富人产生的合理性：贫富差距形成是自然力无可避免的结果，富裕者之所以富裕，是他们高度适应能力所带来的成就，富人只是自身优越性的受益者。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富有，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有了斯宾塞对财富形成的这种解释，富人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财富以及财富为他们带来的种种乐趣。这一观念也有力地保护了财富，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政府能对富人们获得及扩充财富的方式加以干预，如果要干预，就等于干预了人种改良的基本规律。
对穷人的冷漠是斯宾塞思想的一大主要特点。斯宾塞是这样看待穷人的存在：帮助穷人，就等于要中止一切的社会进步，因为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对自己生存环境无知，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结果。斯宾塞的思想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有如天启福音，因为他的思想完全符合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因为过去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有这么多的富豪可以这样充分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所以他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自1860年出版后的40年间，在美国总共销售了36.8万多册。
这一为富者进行伦理辩护的思想被萨姆勒（Willianm Craham Sumner）加以发展，遂有了下面这些“名句”：“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他们就是经过精选的，所以财富在他们手中会累积起来……他们很可以被看作是选来担任某种特定工作的社会代理人，因此他们能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不过这种交易对社会是有益的。”而生存竞争正好是对穷人的鞭策，使穷人以努力工作来克服天生的劣势。美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两位哲人的思想非常之欢迎，在积累财富的竞争中大获全胜的约翰洛克菲勒，就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自己优胜劣汰的观点：“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在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观赏者带来芬芳。”同样在商场上，也只有牺牲别人才能给洛克菲勒家族带来荣耀，“这并不是商业上的罪恶现象，而只是自然律或上帝旨意的具体化而已。”而萨姆勒执教的耶鲁大学，成为当时富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首选名校。
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的道理予以接受，“天择”观念对于贫穷问题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说明，但它衍生出来的观念却与欧美社会的宗教信仰发生剧烈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牧师们说教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这种宗教精神对斯宾塞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尽管在斯宾塞之后也还有一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辩护，但那种辩护词通常都不怎么理直气壮，只能重复“尽管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没有制度比这更好”一类的词语。
但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接受斯宾塞礼赞的同时，却在另一个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那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尖锐的嘲笑，制度学派的始祖凡勃仑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1899年出版），使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现除了财富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125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互相残杀得你死我活的竞赛，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目为是正当的消费。
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他的《有闲阶级论》甫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仑：“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一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是针对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在理论探究的终端，凡勃仑阐明了这样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对于经济人与有闲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究。在他们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顶，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失败者因自己的无能而忍受贫穷，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仑却认为这种人类观没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将社会束缚在一起的力量是出于“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他更不认为闲暇本身比工作更为人所喜好。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现在这种原始的单纯经济形态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闲阶级，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社会皆不视为低贱。这种原始民族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不是盈亏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自然的敬业精神及对后代的一种长辈关爱。人人都力求在他们份内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头地，偷懒（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