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 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大陆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型的存在，以便决策和负责任之类的现象成为可能？这是对自由问题的本体论研究。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观念：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晓得我的责任，反过来说，我能够尽责，因为我是自由的。这是道德的两个基础：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也是对伦理问题的两个研究方法。但当代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家接受康德关于道德律可以约简为空洞的普遍形式这个观点。现代哲学不仅继承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且赞同他关于在一般的法律、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环境中恢复道德责任的原位这个主张。这就同时给予自由概念一个具体内容了。于是黑格尔哲学开辟了到现象描述方法的道路。但黑格尔所设想的人是一切实在对之最终都是合理的，正如一切合理性的意义最终是那已成为实在的或即将实现者。对此持异议的是克尔凯郭尔的个人（individuals）。 这抗议的回声直到今天还在哲学核心中间引起共鸣。不过，克尔凯郭尔并不完全抛弃黑格尔的中心观念，即自由之实现是随人的制度之日益丰富而进步的渐进过程。的确，他的人生阶段——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就是自由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自由和价值的某种相互关联。但此一阶段和次一阶段之间欠缺媒介，并不连续。存在主义者由克尔凯郭尔得来的恰恰是这个由必然界域到自由的“飞跃”中所含有的“非理性”因素。


最后，当代哲学继承了尼采按照价值概念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尼采由经济学借用这个概念，把它普遍化，以表示一切源出意志的评价活动的东西。价值概念的这个表述并不限于简单地改变一词的用法，因为以评价能力来代替康德的最高命令，尼采就把意志置于一个同指令与遵从完全不同的关联中了。依尼采看，意志远远不是单纯地接受道德律的要求，它创造它自己的评价，并且代表这个权力的中心，实行权力意志的权力。意志的控制权和统治恰恰在于它有能力改变其价值的次序。自此以后，自由与价值的哲学就成为使价值的级别同意志的强弱程度相关的哲学：准确地说，意志哲学的特征在于应用系统怀疑或猜测方法源出于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源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之融合的价值体系，这种方法把一切道德唯心论当做意志薄弱的症候。而尼采的谱系学就是揭穿以所谓“优等的”、“超验的”和精神的主张所掩饰的意志薄弱的特殊方法。因此尼采哲学就以谱系学观点使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克尔凯郭尔的阶段哲学臻于完善。它不仅加强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方法的现象学描述性，而且进一步开辟了把这个现象学改造为解释学，换言之，改造为解释的理论的道路。尼采以系统的怀疑回应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的呼吁。这样，除现代哲学所依赖的合理性的两个类型之外，还添加两大“例外”（雅斯贝尔斯语）的侵蚀作用。
五、简短的结论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首先，“科学主义”是贬义词；其次，人本主义一词，上面已经指出，是多义的。但要是对于这两种思潮对立或并行不悖局面有正确理解，所指的应是“理性和真理的哲学”与“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而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才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或两根主线。前者可简称知识哲学，后者可简称行动哲学。因为分析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可包括在广义的知识哲学之内，而非分析的大陆语言哲学和价值哲学则可包括在广义的行动哲学之内。在知识哲学和行动哲学中都有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既可以同科学主义结合或相容（如实用主义，甚至逻辑实证主义就其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论并非反人本主义，虽然它反对主体哲学），也可反对科学主义（如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反人本主义既可以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如结构主义），亦可反对科学主义（如海德格尔和后结构主义）。这一错综复杂表明根本对立或平分秋色论的不恰当。
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的对立、不相容的后果是主体或自我和世界或文化的两分和隔离。这个矛盾的解决和两者原有相互关系的恢复是近来出现的哲学思潮力图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这一倾向将会发展为21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尽管如此，在这种较新思潮中“自我”或主体的意义已经改变， 不复是自笛卡尔到罗素哲学中的主体， 因而17—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体”（福柯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朱葆伟
注：
〔1〕海德格尔：《迷路》，Frankfortam Main，1950年版， 第85—86页。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英译本，1967年版，第25节。
〔3〕参见Ｈjelmslev著《结构语言学》，1970年再版本。
〔4〕〔5〕〔6〕利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17章， 英译本第365页；248页附注；第247页。
〔7〕〔8〕Duffrenne：《论人》，1968年版，第44 —45 页， 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