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实在、沉浸及其文化意涵(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理解虚拟实在，还须在人、技术和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层面进行思考。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将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概括为四种：体现（embodiment）关系、解释学（hermeneutic）关系，他性（alterity）关系和背景（background）关系[xxxvi]，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思考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较拟象和仿真之类的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更进一步地理解虚拟实在。
（1）体现关系。所谓体现关系，是指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体现或包容在人的活动之中，即技术成为人的某方面能力（躯体）的一种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例如，人通过眼镜看世界、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实际上，许多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透视，而不是替代，虚拟实在如同眼镜、显微镜等一样使世界得到体现（embodiment）。当人们使用虚拟实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虚拟的实在不仅是独立存在的拟象和仿真，而且还与真实实在同在并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主体可以明确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例如，在利用虚拟实在辅助技术进行外科手术时，采用CT扫描数据合成的虚拟内脏结构就需要不断地由原型校对修正，操作者在使两者形成映射式的关联时，无疑是能够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
（2）解释学关系。在解释学关系中，技术不是像体现关系中那样，帮助人们直面世界，而是对世界作出抽象的解释。例如，用望远镜看远方是体现关系，而通过地图找一个地方就是解释学关系。此时，人是通过绘图技术使用的抽象的符号去面对世界的，技术所显示出的不是体现关系中的躯体的延伸，而是一种语言的延伸。在解释学关系中，世界先被技术转换成一种文本，然后再由人去解读。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解释学关系。例如，在科学家运用虚拟实在建构DNA模型、蛋白质分子模型等可感知的理论模型时，就存在解释学的关系。当人们进入描述蛋白质构造的虚拟实在时，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对真实实在的直接的拟象，而是波普尔的世界3中的客观知识的具体化模型，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和规则才能加以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此时的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解释，因而不会与真实实在混同：人们可以借助理论模型的虚拟实在进一步研究真实实在，但总不至于将研究目的定位于解释虚拟实在本身，那就成了解释的循环了。
（3）他性关系。他性关系源于人对于"自动化"的追求，其初衷是人希望制造出一个不仅体现人的意志，而且能够替代人的作用的替代物，即人们希望技术代替他们去与世界发生关系。在前面两种关系中，人们致力于使技术的力量纳于"我"的力量之中；而在他性关系中，人们反过来将自己的意愿和力量投射到技术替代物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性关系中，世界是"我"可以控制（输入指令即可获得输出，并能用反馈调适）的世界，或者说是属于"我"的意愿的世界。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的时候，他性关系就显现出来了：虚拟实在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态地展现在人的视野之中，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还可以是反常（违反因果律和自然规律）的，甚至随人的意愿所动。此时，虚拟实在既是"我"的替代物，又是"我"的意愿中的世界，其实质是"我"的意志的循环。在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可控性。例如，在虚拟实在中发生虚拟性关系时，参与者的对象与其说是虚拟实在，毋宁说是参与者的性幻想的具体化，而这种性幻想又不同于性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对象是可控的。此时，可能的"异化"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实在中的"我"习惯了对"他"的完全控制，这会使主体的权力意志得到膨胀，而影响到日常生活中对待他人和他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我"的潜意识又希望"他"是真的，便依据日常经验欺骗自己，将虚拟实在假想为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他"。由此可见，虚拟实在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客体的诡计"，同时也体现了主体的权力意志，其"异化"不仅来自客体的"诱惑"，更源于主体的控制世界的欲望。
（4）背景关系。当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技术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背景的时候，就出现了人与技术的第四种关系：背景关系。建筑物、天然气、家具、电话、电视、电脑等使人在其中（海德格尔称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技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技术茧"，使人由此而能够相对地独立于"技术茧"之外的世界而生活。背景关系表明，技术已经部分地融合到我们的生存之中，成为我们生存的背景，昭示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及其流变。在背景关系中，人、技术和世界之间的罅隙消失了，技术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的工艺结构。就虚拟实在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背景关系。其一，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时，虚拟实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对于处于其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茧"。由于虚拟实在的"清晰度"再高，也难以与真实实在混同，故对于虚拟情境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不仅仅是真实实在的拟象，实际上更意味着实在的一种新形式：它为人们构建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环境和新世界，人们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过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其二，如果不是过于保守，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前景是，虚拟实在将成为人类生活环境和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前景中，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是互补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虚拟实在的文化意义绝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表征危机，而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它向人们显现的是多个文化向度：体现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类知觉的延伸，它使人所感知的世界更宽广、更具纵深感；解释学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认知的延伸，它使人能够具体地省察人所理解的世界；他性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欲望的投射物，它使人得以体味主体在人所欲求的世界中的生活；背景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既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世界，也可能与真实实在共存而拓展生活世界，它昭示了人与技术共在的可能性，即人所建构的世界将随人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延拓。因此，虚拟实在以及广义的虚拟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诸世界──人所感知、理解、欲求和建构的世界──的新发展，而不是客体战胜主体的最后一道堑壕。
[i] 马克·史洛卡著：《虚拟入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
[ii] 约翰·L·卡斯蒂著：《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第217－222页。
[iii] Andrew Calcutt (1999), White Noise: An A－Z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Cybercultur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INC. p131.
[iv] Lance Strate, Ronald Jacobson, Stephanie B. Gibson. (ed.) (1996) Communication and cyber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P86.
[v] [美] 詹姆斯.特拉菲尔，未来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52。
[vi] 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第111－119页。
[vii] R.霍伊卡著：《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70页。
[viii] 马克·第亚尼著：《非物质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244页。
[ix] 依据法国社会学家卡隆（M.Callon）和拉图尔（B.Latour）的操作子网络方法（Actor-Network）方法，技术并非单纯的同质要素的组合，而是由人、技术、文化等各种异质性的要素互动混合和联接而成的网络。参见，M.Callon, Society in the making: the study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将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概括为四种：体现（embodiment）关系、解释学（hermeneutic）关系，他性（alterity）关系和背景（background）关系[xxxvi]，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思考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较拟象和仿真之类的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更进一步地理解虚拟实在。
（1）体现关系。所谓体现关系，是指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体现或包容在人的活动之中，即技术成为人的某方面能力（躯体）的一种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例如，人通过眼镜看世界、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实际上，许多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透视，而不是替代，虚拟实在如同眼镜、显微镜等一样使世界得到体现（embodiment）。当人们使用虚拟实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虚拟的实在不仅是独立存在的拟象和仿真，而且还与真实实在同在并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主体可以明确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例如，在利用虚拟实在辅助技术进行外科手术时，采用CT扫描数据合成的虚拟内脏结构就需要不断地由原型校对修正，操作者在使两者形成映射式的关联时，无疑是能够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
（2）解释学关系。在解释学关系中，技术不是像体现关系中那样，帮助人们直面世界，而是对世界作出抽象的解释。例如，用望远镜看远方是体现关系，而通过地图找一个地方就是解释学关系。此时，人是通过绘图技术使用的抽象的符号去面对世界的，技术所显示出的不是体现关系中的躯体的延伸，而是一种语言的延伸。在解释学关系中，世界先被技术转换成一种文本，然后再由人去解读。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解释学关系。例如，在科学家运用虚拟实在建构DNA模型、蛋白质分子模型等可感知的理论模型时，就存在解释学的关系。当人们进入描述蛋白质构造的虚拟实在时，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对真实实在的直接的拟象，而是波普尔的世界3中的客观知识的具体化模型，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和规则才能加以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此时的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解释，因而不会与真实实在混同：人们可以借助理论模型的虚拟实在进一步研究真实实在，但总不至于将研究目的定位于解释虚拟实在本身，那就成了解释的循环了。
（3）他性关系。他性关系源于人对于"自动化"的追求，其初衷是人希望制造出一个不仅体现人的意志，而且能够替代人的作用的替代物，即人们希望技术代替他们去与世界发生关系。在前面两种关系中，人们致力于使技术的力量纳于"我"的力量之中；而在他性关系中，人们反过来将自己的意愿和力量投射到技术替代物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性关系中，世界是"我"可以控制（输入指令即可获得输出，并能用反馈调适）的世界，或者说是属于"我"的意愿的世界。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的时候，他性关系就显现出来了：虚拟实在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态地展现在人的视野之中，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还可以是反常（违反因果律和自然规律）的，甚至随人的意愿所动。此时，虚拟实在既是"我"的替代物，又是"我"的意愿中的世界，其实质是"我"的意志的循环。在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可控性。例如，在虚拟实在中发生虚拟性关系时，参与者的对象与其说是虚拟实在，毋宁说是参与者的性幻想的具体化，而这种性幻想又不同于性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对象是可控的。此时，可能的"异化"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实在中的"我"习惯了对"他"的完全控制，这会使主体的权力意志得到膨胀，而影响到日常生活中对待他人和他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我"的潜意识又希望"他"是真的，便依据日常经验欺骗自己，将虚拟实在假想为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他"。由此可见，虚拟实在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客体的诡计"，同时也体现了主体的权力意志，其"异化"不仅来自客体的"诱惑"，更源于主体的控制世界的欲望。
（4）背景关系。当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技术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背景的时候，就出现了人与技术的第四种关系：背景关系。建筑物、天然气、家具、电话、电视、电脑等使人在其中（海德格尔称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技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技术茧"，使人由此而能够相对地独立于"技术茧"之外的世界而生活。背景关系表明，技术已经部分地融合到我们的生存之中，成为我们生存的背景，昭示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及其流变。在背景关系中，人、技术和世界之间的罅隙消失了，技术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的工艺结构。就虚拟实在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背景关系。其一，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时，虚拟实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对于处于其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茧"。由于虚拟实在的"清晰度"再高，也难以与真实实在混同，故对于虚拟情境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不仅仅是真实实在的拟象，实际上更意味着实在的一种新形式：它为人们构建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环境和新世界，人们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过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其二，如果不是过于保守，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前景是，虚拟实在将成为人类生活环境和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前景中，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是互补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虚拟实在的文化意义绝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表征危机，而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它向人们显现的是多个文化向度：体现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类知觉的延伸，它使人所感知的世界更宽广、更具纵深感；解释学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认知的延伸，它使人能够具体地省察人所理解的世界；他性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欲望的投射物，它使人得以体味主体在人所欲求的世界中的生活；背景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既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世界，也可能与真实实在共存而拓展生活世界，它昭示了人与技术共在的可能性，即人所建构的世界将随人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延拓。因此，虚拟实在以及广义的虚拟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诸世界──人所感知、理解、欲求和建构的世界──的新发展，而不是客体战胜主体的最后一道堑壕。
[i] 马克·史洛卡著：《虚拟入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
[ii] 约翰·L·卡斯蒂著：《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第217－222页。
[iii] Andrew Calcutt (1999), White Noise: An A－Z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Cybercultur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INC. p131.
[iv] Lance Strate, Ronald Jacobson, Stephanie B. Gibson. (ed.) (1996) Communication and cyber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P86.
[v] [美] 詹姆斯.特拉菲尔，未来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52。
[vi] 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第111－119页。
[vii] R.霍伊卡著：《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70页。
[viii] 马克·第亚尼著：《非物质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244页。
[ix] 依据法国社会学家卡隆（M.Callon）和拉图尔（B.Latour）的操作子网络方法（Actor-Network）方法，技术并非单纯的同质要素的组合，而是由人、技术、文化等各种异质性的要素互动混合和联接而成的网络。参见，M.Callon, Society in the making: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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