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计算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是现代伦理学的基础。而西方伦理的众多流派如功利主义、道义论和混合义务论为现代伦理学提供了规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继承和发展了西方伦理思想的精华，“它依据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及其演变的规律，它精确地把握了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道德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体系，它坚持个人同社会和谐发展的集体主义原则，主张超越传统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建立一种功利与道义并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型道德观。”而现代伦理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指导，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提出的新的伦理观点。

　　二、现代科技发展对制度建设的新要求

　　科学技术虽然是社会系统整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惟一条件。换言之，没有科技的进步，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光有科技进步，没有其他条件，也还是难以使我们的社会健康发展，离开了社会制度、政策、管理、道德等方面的进步，单凭科学技术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全面的进步，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导致灾难。因此，制度建设作为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变革社会制度恩格斯早就指出：“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只有通过社会的变革，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科学的管理，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使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弱和避免在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所以，为了保证科技研究和应用更有效地增进人类的幸福，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机制。

　　第二，加强科技立法科学技术发展需要进行两种立法：一是，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二是，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硬性”规范，以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是“软性”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一是“他律”，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看，内因是第一性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而自律较他律显得更为重要，法律是否能执行，取决于道德心的驱动。就是说，即使在高度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现代社会、法律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今天，如果人们的道德水平不高，法律再多再严，也起不到威慑作用而形同虚设。换言之，法制的健全与有效实施，不仅取决于法制本身完备周全，同时也在于人的道德理性。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言；“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法规”的健全固然重要，但“德约”的基础和配合作用，对于“法规”的实施却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因此，加强科技立法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用法制和伦理的手段来保证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危害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