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把宗教的真理的桂冠争夺了过来，并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现象，但笛卡尔以来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努力并未成功，科学主要因为对自然的巧妙控制得到了社会的青睐，但在科学划定的秩序下生活的现代人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感。
关键词：现代性 理性 主客统一 世界图像 焦虑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编识码： A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人文学者提出了“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说法，用来界定新的文化现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紧跟这一文化现象，介绍和评价后现代思潮的文献层出不穷。本文认为要想研究后现代，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或“现代性”。当然，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等多个角度来阅解。但这不是一篇论文能完成的事。故本文选择一个角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或“现代性”，希望勾勒出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纵深背景。
一
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按照瑞士著知名学者汉斯•昆的说法，现代这个术语“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1] 现代性意指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它包含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基本观念和原则。
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和中世纪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时期，其实，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仍然和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有共同点。在中世纪宗教文化里，上帝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真理、道德和价值都源出于上帝。但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上帝在15世纪左右开始遭到欧洲人的冷漠甚至批判。以至最后“上帝死了”(尼采的话)。在这样一个主流文化渐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新确立真理、道德与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的问题。但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慢长而又令人痛苦的过程，实际上直到17世纪以后，失去了上帝关爱的欧洲人才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怀旧感和沮丧心理，找到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其基础是从哥白尼和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 [2]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哲学则试图说明理性的胜利，人们对以一种独立的姿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理性就被思想家们(主要是哲学家)逐渐推崇为真理、道德和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科学也被逐渐推崇为理性的“代言人”。
康德在他的著名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这样说道：启蒙运动使人民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人不依赖于外界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呢？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告诉人们说，我们要时刻依赖三位一体的神的帮助和引导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理和幸福。同时，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人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2001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21403)
作者简介：张伟琛，科技技术哲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
们还需要教会和牧师的带领，理性(即康德所说的理智)仅仅是上帝赋予我们理解圣经话语的辅助工具，虔诚的信仰才是第一位的，因为“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圣经》故事是理性无法通达的。但当上帝以及上帝的话语逐渐退居到社会和文化的非核心地位后，对理性的贬低就没有理由了。因为即使人们承认理性达不到完全理解上帝的程度，但如果上帝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意义的话，理性的缺陷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按理性的运作规则(观察、实验、逻辑推理、测量和计算)而来的科学显然和由启示、信仰而来的神学有一定区别。神学曾被视为确信无误的，因此是真理。科学要想取得神学的地位，就要说明自己才真正配得上“真理”这个称号。
笛卡尔首先开张了这一话题。他采取了从主客符合的角度为科学作合法化辩护的策略，这种辩护策略的形成既有受中世纪神学影响的原因，还有科学自身的原因。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涉及到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在他的一系列哲学对话录中，详尽地阐明了下述观点，即认为有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理念世界隐藏在我们的感性世界的背后；并且指出，认识了这一理念世界，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杂乱无章的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的和政治的活动的准则。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后直到尼采为止的西方的宗教、哲学以及科学全都不同程度地脱胎于柏拉图的观念，或者用怀特海的话说，是对柏拉图对话录的一系列脚注而已。
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说，真正的知识并不直接涉及到用感官所感知的复杂多变的感性世界，它只涉及到纯粹的思想对象——理念，它作为一种由感性世界来接近的模式而隐含在感性世界的背后。柏拉图同时又认为理念对理性是透明的，即可由理性来认识。由于数学——主要是几何学——在柏拉图看是一个明晰的和有秩序的领域，因此，数学就成了认识理念世界的灵感来源和最佳手段。数学在17世纪以后又被进一步推崇为理性的“试金石和真正保证”。[3]
作为柏拉图哲学要旨的理念说后来经过复杂的过程演化为中世纪的天国说。本文越过这一问题，直接过渡到下面这个问题上，即中世纪神学如何通过科学的早期形态——自然神学——对科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然神学是新兴科学早期历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是基督教神学与新兴科学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自然神学家看来，科学并非像有些神学家指责的那样，容易使人贪图生活的舒适，分散人们对上帝的注意力，因而是一项脱离宗教价值取向的事情；相反，由于自然是一部上帝创造的和《圣经》同样丰富、深刻的作品，科学又恰恰是对“上帝展现在宇宙中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的揭示”，[4]因此科学也是一项宗教事业。英国皇家学会宪章就要求其会员应把该学会的研究用于为“上帝的和世人的利益服务”。这些以鉴赏家自居的科学家自信他们能够把上帝的精美制品客观地、准确地展示出来，他们相信他们以独特的方式体验到了仅仅阅读《圣经》的前人所不曾体验到的对上帝的敬畏——它是由上帝超凡的技艺激发出来的。
尽管如此，自然神学家对宗教的理解，还是日益脱离传统基督教的信念。当波义耳将上帝和斯特拉斯的大钟制作者相类比时，上帝的神性活动就在这个类比中遇到了障碍，因为时钟一旦开始走动以后，就独立地进行其机械活动。牛顿也仅仅把上帝作为一个第一推动者或偶尔在行星出现不规则运动时出来校正一下的工匠——这不是原来那个时时刻刻关心着人类的上帝。随着鉴赏家对上帝荣耀的惊讶和赞叹之情的消遣，上帝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拉普拉斯就径直宣称他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但是，自然神学设立的人与自然的二元格局却在新兴科学中保留下来：一方作为现成的物的集合，一方作为旁观者。
科学自身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伽利略的工作来说明。伽利略坚信自然这本书是上帝用几何学的语言来写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传统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后者后来通过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等人进入新兴科学）伽利略把数学推理和实验观察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新兴科学的全部努力方向：把自然规律作为可测量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这样，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就开始显得不适当了。伽利略在消解掉自然的质的多样性和等级差异，用数学的齐一性来说明自然时，对不能数学化处理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部分作了这样的处理：它们被归为人的感觉，被认为是人的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