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实践观点的，还有蒋孔阳、刘纲纪等一大批人，当然，在表述上有些差异。这样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这一派在80年代取得了主导地位、获得了普遍认同，以致于高尔泰、朱光潜也趋于合流。此外，周来祥的“和谐论”美学、叶朗的“意象论”美学也都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为此，50年代的“四派”到了80年代实则只存在两派：即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与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随着理论的深化，后者几乎无市场。[29]
下面再看对美的本体探讨的转向和深入情况。随着哲学界和文艺界对主体性、艺术本体论等问题探讨的深入，美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即由过去对美的本源的探讨转向了对美的本体的追问。这一“思”的过程是严肃的、艰巨的，其意义是重大的，更是我们建构现代中国美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就美的来源上说，大家获得了共识：美来源于社会实践，不过，一旦转向美的本体上，说实践是美的本体，显然漏洞就出现了。尤其是对实践的理解，实践美学[30]大多只承认物质生产实践的优先地位，把人类的、社会的、理性的因素片面地推到了极至，而遗忘了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如何改变这种窘境，人们开始了新的问寻。有来自实践美学内部的完善努力，更有来自外部同情或超越实践美学的呼声，或更甚者怀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等。一时间对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存在的基础的反思成了论争的焦点。如何理解实践与美学的关系，如何超越“实践美学”，如何发展当代中国美学等重大问题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下面将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为回应超越实践美学的责难，实践美学开始了对其自身的反思或补救。另一方面针对目前实践美学的要害即过分抬高理性、社会性而遗忘了人的基本生存，个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许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提出了超越实践美学的种种策略或方案。
先看实践美学自身的反思。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实践美学”的涵义。实践美学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实践美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基础来探讨美学问题，建构美学体系的学说，以区别于以往的唯心论美学和机械论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美学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狭义的实践美学是特指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或实践本体论美学。这两者不可混同。
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李泽厚本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对自己所理解的“实践美学”进行修正或完善，[31]在一个体系里的观点，如此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就在所难免。①从过分强调总体性、社会性的人转向了对个体人的生存的关注。他认为人活着是第一位的，是一切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人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考虑如何活或怎样活等问题。②从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决定性，过分抬高理性的“工具本体”转向了重视人的情感性的主体精神方面，呼唤建立倾向于非理性的“新感性”的“情感本体”。这一转变很显然与其实践本体论美学体系产生了冲突。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更成了90年代“超越实践美学”思潮等所攻击的对象。
另外，实践美学的其他维护者，也主张在坚持实践美学的前提下，发展完善它，蒋孔阳就认为具有实践性质的审美活动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他还认为美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具有创造性的，这就是所谓“创化论”。[32] 这有别于李泽厚的“积淀说”。刘纲纪也主张和坚持实践美学。但他又认为实践只是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并未将实践直接等同于美的本体；他还特别强调人的生命活动在美学中的特殊地位。[33]
其次，为了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的深入发展，大多数人对实践美学棗中国当代美学的最高形态，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认为实践美学本身并不存在问题，而只是具体的某一形态有问题如实践本体论美学。那种认为只要“超越实践美学”，美学就有前途等观点，都只是对“实践美学”本身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美学的辩证关系的把握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其它美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把实践观的引入美学研究，为美学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质上就是实践美学。“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是完整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理性和感性、社会性和自然性、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实践作为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又区别于上帝的标志。正是实践才使人生活在既现实又超越现实、既是动物又超越动物的那种“天人合一”的高度自由的境界中。从这一意义理解，实践含有并规定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实践是本体意义上的生命存在。没有实践，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而只有动物式的、本能式的生命。在此我们可以说“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具有同等意义。不过，那种以“生命美学”，“生存美学”或“超越美学”等对人的个体感性生命和存在的片面抬高，并认为唯有如此才是对“实践美学”的补充或超越；以至于将个体的“生命”、“存在”等规定为美的本体，是比“实践”更具有优先地位的，是美学的逻辑起点等。这些看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这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探讨和深入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
同时，还有一些认为实践美学是当代美学发展的障碍，应将其抛弃，另起炉灶，提出虚无美学（颜翔林），否定美学（吴炫）或干脆认为“美只是一种手法”（赵汀阳）的美学取消主义。当然也有一些从中国古典美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了境界美学（陈望衡）、和谐美学（周来祥）、意象美学（叶朗）和和合美学（张立文）等。总之，90年代出现了多元取向。这种多元化为当代中国美学走向更高更新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储备。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这五十年里，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深入人心，成为了一门“显学”。同时也应看到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危机。危机有来自整个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更有当代美学研究自身的失误。在我看来，当代美学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西化倾向”：过多地依赖西方理论的规范或定准，认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就是“西化”。二是“政治功利倾向”：尤其是5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决乏对美学学科性质的正确认识，以至于将政治问题、哲学问题直接套用道美学上。三是“准宗教化倾向”：将美学研究作为“济世”良方而万能化。[34]四是“泛化倾向”：美学本身是严肃的，神圣的。但目前有一种作为大众消费的“快餐”而四处泛乱之势。所有这些都有待于美学同仁共同努力加以解决，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认真反思传统美学，建构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