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威尔对于规范的显在方面和潜在方面，以及由潜在方面体现出来的规范的四个重要特征在某一特定规范中具体如何表现，并没有举出例子来加以说明。他的同事，伊利诺斯大学的哲学教授詹姆斯·华莱士则在《行为的精神》一文中通过“装配线案例”对威尔的这一理论作了具体阐述和发展。比如从装配线上传输过来了一个元件，这时我的工作是要把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接在元件伸出的两个接线端上。华莱士认为这一行为看似简单，但是它也是由许多其他行为组成。指示该行为的规范其实已经事先假设了我知道如何识别电阻器，如何通过颜色来把电阻器分类，如何把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等等。所以我的工作规范要由指导识别电阻器、分类电阻器、把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等具体操作的规范组成。同时我的行为又是生产整个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更进一步，生产这个产品又是经济和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又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分析下来，即使是相对简单的装配线工作也是相当复杂的，它是一种依靠劳动而谋生的活动，也是一种满足人们需要的生产性活动。从显在方面来看，我的工作规范指示我不断进行重复操作。从装配线上传输下来一个元件，我转动它使得接线端可以看得到，拿起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接线，然后对下一个元件重复这些操作……这就是装配线上的常规情况，规范的显在方面足以应付这种常规情况。但是如果有一天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用完了或者找不到了，而这时下一个元件已经传输过来，我该怎么办呢?现有工作规范没有指示我如何应对这种意外。我是应该让这个元件没有装配电阻器就通过呢；还是应该让装配线停下来呢?假如有人懂得欧姆定律，告诉我三个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相当于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那么我应该把三个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并将元
　　件放在装配线让它继续传输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依赖很多因素，比如组装最终的产品时，装上了三个电阻器的元件是否能与其他组件相适合；装原成品的盒子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如此装配之后的元件；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是不是会比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稍贵一些；这样装配之后的元件是否会增加与其他组件相匹配时的开支，这些开支是可接受的吗，等等。当这样的非常规情况出现时，按照威尔的观点，我的原有工作规范需要加以修正，或由另一个新增规范来加以补充，从而使得规范的显在方面能够涵盖和解决意外，重新以明确的指令来指示我该怎么做。这种对规范的管控就有多种因素需要被考虑，这就是威尔说“规范是人们生活和实践的更大的综合体的组成部分”的意义所在。所以规范本身所没有包括的与相关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的联系就是规范的潜在方面。如果规范适用的条件或人们使用规范时的具体行动发生了改变，规范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当规范的显在方面无法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时，解决问题就要参考“人们生活和实践的更大的综合体”。
　　然而规范潜在方面的作用，除了要在意外出现时通过揭示规范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而指导人们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则是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们对规范进行管控，并解决这种管控何以可能的问题。对规范进行批判、保留、修正或删除，判断规范是否还是有效的，需要把规范放在相关生活领域的背景中，考察它是否能够通过其显在方面给人的行动以明确的指示，考察它应用的条件是否发生了改变；当原有规范无法解决意外情况的出现，我们要在各种新规范的候选项中进行选择时，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它们放在相关生活背景中考察其有效性而选择出最合理的一个；对于已经建立的新规范，如何理解其有效性的来源和保证，我们还是要诉诸于相关生活背景。
　　威尔区分规范的显在方面和潜在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规范管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威尔认为以前人们一直只关注于规范的显在方面，关注于如何在规范的指导下思考和行动，而忽视了规范的潜在的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也完全没有必要对已接受的规范进行反思、批判和修正，而只需接受并内化规范，严格按照规范的指示去做，在相应的场合中，应用规范作出适当的反应即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可能对规范进行管控了，因为我们的任何思想和行动都禁锢在已接受的规范的网中，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应用规范或复制规范，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期待在这些规范所制定的标准下提出对它们自身的批判甚至否定呢?正是因为在生活中存在着规范功能失常的场合，存在着仅仅依靠规范中场合与反应的显在方面我们无法理解和应对的意外，我们才有必要对规范进行管控，也正是这些反常才为我们对规范进行评价和管控提供了依据和线索。威尔也承认我们对规范的管控常常只是集中在规范的显在方面，但是这种管控之所以是可能的，有权威的，合理的，就在于规范显在方面的背后隐藏着规范的潜在方面，对显在方面的管控实际上就是在反映和调整规范与生活的关系。生活为规范的管控提供了源泉和保证。威尔认为我们应该把规范的显在方面与其潜在方面结合起来。他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复制得到认可的场合与反应的关系，而且更是在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相应地我们也在塑造关于我们自身的规范和思想。
　　威尔的规范的潜在方面与显在方面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的倾向。首先，他认为在许多道德的、政治的和认识的规范中，我们很容易就能辨别出规范对生活方式的依赖，但是因为受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依赖通常被看作规范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完全把它排除掉，也要把它最小化，这样就能使规范尽可能地接近于数学的和逻辑的规则，把它们理想化，而完全独立于人的生活。威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他认为规范是文化地、历史地发展的，规范中有许多内容是不能用精确的公式来表达的，我们应该把规范作为更大的人类生活和实践的综合体的组成部分来看待。这样一来，我们研究规范的视野就更加广阔了，我们反思规范的目的也就变成了反思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生活了。其次，生活背景为我们对规范进行管控提供出各种候选项，当我们要在其中选择最合理的一项时，合理的标准在威尔看来其实就是能否有效解决意外，就是规范是否有用，是否更有利于反映和促进社会生活的进步。他认为一个未接受的规范的权威就在于它作出的承诺，即承诺能起到一般规范所起到的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同样的广泛的作用。威尔提醒我们要转移哲学研究的注意力，不是要去解释任何新规范如何合理地从旧规范中发展出来，而是关注怎样在不断从规范的源头和基础中产生出来的有效性程度明显不同的各种规范候选项中作出合理选择。复次，威尔认为任何规范脱离了它们的潜在内容，即从现实环境中抽象出来考虑，都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具体的规范，而没有适用于任何情况、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金规则；规范也只有在特定情境和具体事件中确定下来，才具有可比较性，才有证明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意义。
　　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的区分和关联，为威尔进一步阐述其规范管控思想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只有把规范放在一个超出了其显在方面的更广阔的生活背景之中，我们的管控工作才有了必要性和丰富的可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在发掘出规范所依赖的真正的生活背景的变化之后，我们才能反过来更好地管控其显在的方面。所以威尔提出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关键就是重建规范概念，把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结合起来。至于具体如何结合，威尔只提出了对规范进行跨领域研究的建议。因为他认为规范的潜在方面贯穿于它所维持的社会，一个领域之内的规范可以与多个其他领域相关联，比如宗教信仰和惯例，就可能与涉及公民权利、政府征兵、税收、医疗惯例的争论相关；而天文学解释框架则可能与认识的、技术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多个领域的发展有关。与其说威尔是在解决问题，还不如说他是在进行呼吁，呼吁更多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来关注和研究规范问题。国内研究规范问题的学者在分析了规范论的对象和性质后，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对规范的研究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样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