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诗人要经过两度客观化才能完成悲剧的创造：第一，摆脱个人的意志，成为与原始意志统一的酒神艺术家；第二，酒神状态的客观化，即酒神的冲动静化为日神的美丽梦象。朱光潜则把这两个过程统一为一个过程，他认为客观化就是诗人自我情感的客观化。华兹华斯说：“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朱光潜则说：“感受情趣而能在沉静中回味，就是诗人的特殊本领”。所谓“在沉静中回味情感”，按照朱光潜的看法，就是在宁静的心态中将情感化为诗歌的意象。情感的形象化，即主观的客观化，也就是主体自我“由形象得解救”的过程。尼采认为由酒神冲动静化为日神的梦象是希腊人从形象中解脱苦难的历程，朱光潜则认为情趣化为意象，即诗的境界的构成，是诗人自我解放的实现。“在感受时，悲欢怨爱，两两相反；在回味时，欢爱固然可欣，悲怨亦复有趣。从感受到回味，是从现实世界跳到诗的境界，从实用态度变为美感态度。在现实世界中处处都是牵绊冲突，可喜者引起营求，可悲者引起畏避：在诗的境界中尘忧俗虑都洗濯净尽，可喜与可悲者一样看待，所以相冲突者各得其所，相安无碍。”(同上，第64页)
    如果说尼采的酒神/日神冲突说是动态与静态、激情与形象的循环永恒的冲突，朱光潜则突出并强调一瞬间的冲突的调和——阿波罗形象的灵光闪现。这就是朱光潜极力推崇尼采的“从形象中得解救”说的真实意义。由此，朱光潜确立了他的“静穆”的诗歌(艺术)理想观。所谓“静穆”，是本来有隔阂和冲突的情趣与意象、主观与客观，达到了冲突的调和(“融合得恰到好处”)，即情趣化为意象(主观化为客观)的境界。“静穆”的根源是诗人自我情感冲突的调和，正如酒神的激烈的苦痛化为了日神的光辉宁静的形象。这是尼采对朱光潜最根本的影响，它契合了朱光潜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经验。在美学实践时期(1936－1949年)，“静穆”是朱光潜最重要的诗学(文艺批评)观念，它被普遍使用于朱光潜的文艺批评中。进一步讲，“静穆”是寄托了朱光潜最高美学理想的概念，他认为一个艺术的极境就是传达了人生由冲突达到调和的理想的境界。1945年朱光潜发表了长篇文章《陶渊明》，实是借陶渊明的人生与诗歌为最高典范来阐发他自己的“静穆”的美学理想。
    二
    现在我们来看克罗齐对朱光潜的影响。1927年，朱光潜在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研讨班宣读他的论文《论悲剧的快感》的同一年，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介绍克罗齐的文章《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三)——克罗齐》。在这篇文章中，朱光潜给克罗齐极高的评价，并以赞赏的笔调介绍了克罗齐在1912年写作的一个用于演讲的《美学纲要》(特别是第一章“艺术是什么？”)中的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由此我们应该考虑到：朱光潜真正开始接受克罗齐美学的基本文本是《美学纲要》，而不是克罗齐更早、更基本的美学著作《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学的科学的美学》(1912年，以下简称“《美学》”)
    将《美学》与《美学纲要》比较，可发现克罗齐的直觉概念有不容忽视的变化。《美学》是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中的第一部(其他三部是《逻辑学》、《实践的科学，即经济学与伦理学》和《历史学》)。卡西尔指出：“克罗齐的哲学是一种精神哲学，它只关注艺术作品的精神属性”，“克罗齐感兴趣的只是表现这一事实，而不是表现的方式”。(Cassirer，p.928)这是作为精神哲学基础理论的《美学》的前提制约。在这个前提制约下，直觉概念是作为精神活动的初级形式的一般性的直觉，它的本质是对印象(感触和情感)的形式化处理——表现。克罗齐在这里强调的是直觉作为精神活动的非逻辑性(非概念性)、主动性(创造力)和直觉形象的整一性。简言之，直觉是精神的综合作用和创造力活动的初级形式。这是克罗齐“艺术即直觉”的基本含义。在这个前提下，情感作为未表现的、无形式的质料是直觉的被动对象，而精神是直觉的主动的推动力。然而，在《美学纲要》中，克罗齐明确提出了“艺术即抒情的直觉”的定义，不仅突出了艺术中的情感因素，而且把情感提高到直觉(艺术)原动力的地位。他说：“是情感给了直觉以连贯性和完整性：直觉之所以真是连贯的和完整的，就因为它表达了情感，而且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这与《美学》中的反情感的纯形式主义立场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朱光潜具体接受克罗齐美学是从《美学纲要》开始的。因此，克罗齐在《美学纲要》中偏重于情感、以情感为直觉的原动力，亦即“艺术即抒情的直觉”的观念首先影响了朱光潜。克罗齐修正后的直觉观念，富有浪漫主义诗学色彩，更接近于尼采的早期诗学观念，也使他更易为朱光潜认同。更重要的是，《美学纲要》也影响了朱光潜对《美学》的认识，它不仅使朱光潜把克罗齐前后的直觉观念混为一谈，而且使他将《美学》中的作为精神形式的直觉观念情感化、心理化。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没有对克罗齐直觉观的前后变化作区别说明，而是混同地引用了它们。


    三
    进一步，我们会发现，如果说朱光潜的美学道路是从学习克罗齐美学开始的，那么，它也是从批判克罗齐美学开始的。包括《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在内，朱光潜一生中所有重要的论著，都在进行着对克罗齐美学的批判。因此，朱光潜的美学道路，与其说是接受和阐发克罗齐美学的历史，不如说是批判和超越克罗齐美学的历史。朱光潜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接受了克罗齐美学？在《诗论》中，朱光潜说：“各种艺术就其为艺术而言，有一个共同的要素，这就是情趣饱和的意象：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活动，这就是见到(用克罗齐的术语来说，‘直觉到’)一个意象恰好能表现一种情趣。这种艺术单整性(unity)以及实质形式的不可分离，克罗齐看得最清楚，说得最斩截有力量。就大体说，这部分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第3卷，第94页)的确，终其一生，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批判，几乎涉及其所有观点，但始终给予肯定的只有这段话中指出的“意象表现情感说”和“艺术整一说”两个观点。这就是说，朱光潜真正接受克罗齐的是直觉说对艺术(审美意象)的两个规定：情景统一，形式完整(独立)。朱光潜反对克罗齐的核心问题，则是后者的直觉说在肯定艺术(审美意象)的独立性、完整性的同时，割裂了艺术与人生整体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就取消了艺术对于人生的基本价值。
    朱光潜坚持人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美感的人”和“伦理的人”与“科学的人”在根本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艺术作为形象的直觉与人生“分离”，是暂时的、有限度的——只是艺术与实际生活的分离，而不是与人生本身的分离。他说：“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第2卷，第90－91页)
    但是，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总是处于一种矛盾态度——认识到克罗齐的根本错误，但是始终不能放弃他的直觉说。这特别反映在他关于审美经验是否必然产生移情作用的矛盾论述上：有时他从克罗齐直觉概念出发，排斥审美经验中具有移情作用(审美经验不必然具有移情作用)；有时又从移情美学出发，明确主张审美经验就是移情作用。朱光潜在直觉与移情问题上的矛盾，牵涉到审美经验中形象与情趣、直觉与想象、形式与内容等多重矛盾，但更根本的是牵涉到艺术与人生(道德)，即艺术的独立性和功用性的矛盾。一方面，为了卫护艺术的独立性，他坚持直觉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