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郭因先生的绿色美学思想，内容涉及哲学领域的传统的“主客对立”、当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态美学的实践性和跨学科关涉性等诸多问题。因而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就呈现出一种既立足中国传统美学，又直面当代现实问题的综合实践倾向。故本文将从哲学层面对此加以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 哲学；绿色美学思想；实践美学
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任务就是要以批判的精神和反思的态度去审视既往、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演变状况与其内在意义，这其中就包括了人自身以及与之相关涉的社会、自然联系。而美学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衍生形态，自然应该怀有一种体认世界与反思世界的探寻热情，去追问思维着的人与其周围诸种存在的原初基点和终极意义，从而在持续不懈的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中帮助人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和更和谐的自由。
那么当代美学所面对的最主要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用郭因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直接威胁着人类幸福生存的“三大危机”：“由于人类一味征服自然带来自然无情报复而致人与自然失衡因而出现了生态危机；由于人类纷争不已战火不断而致人与人失衡因而出现了世态危机；由于人类一个劲地追求物质享受的丰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忽视了精神享受的富足、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致身心失衡因而出现了人态危机”。[1] 其中，生态危机是现今所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全球性危机，实际上，它也指涉着哲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和命题。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自然界一直是个高度危险、暴戾的异己存在。特别是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仍处于比较低下的历史阶段时，人类对它是既敬畏又痛恨。这反映到哲学思想史，便是古典哲学（主要是西方古典哲学）长期徘徊在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之中。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侵染下，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实践往往直接指向异己自然，力图征服、主宰自然。当然，这种思想就其意向基质来说是合理的，因为人类要想真正实现自己在现世的主体性，由“必然王国”飞升入“自由王国”，就不但要认识和解释自然，而且要改造自然，使自然符合人的本质性需要，实现“自然的人化”。现代人类文明的高度、迅猛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人以主体身份去认识和把握规律，从而使自己实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双重解放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才使得康德要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中骄傲而自信地宣称：“自然的最高立法必须存在于我们心中，即存在于我们的理智之中，我们不必借助经验从自然中去寻求自然的普遍法则，而是相反，我们必须根据自然的普遍规律从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中的经验可能性条件里去寻求自然”，“理智不是从自然中汲取规律，而是给自然规定规律。”[2]P23 然而由于这种“自然向人生成论”并未摆脱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的束缚，相反，“为自然立法”却强化了主客之间的对立，并为近代的“工具理性”提供了思想资源。加上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与人类批判反思自己和自己的创造物以及作出相应变革的速度并不总是保持同步的。这种发展的非同步性，又使得渗透着利己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并很快蔓延开来。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是世界的绝对的‘主人’，人有权任意支配、统治、处置一切非人类的自然物。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决定其他自然物是否具有存在价值的尺度。”于是人们“只关注人类而不关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完全将自然界视作自己任意宰割的对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或“所关注的只是当代人的利益，或者是人的眼前的、可以看得到并能很快实现的利益--而且主要是人的物质方面的利益，从而忽视了人的长远的或子孙后代的利益及其他方面的需求”。 [3]P15-18
结果，人口超速增长，森林被无节制地砍伐，水体和空气被污染，艾滋病和“非典”等非传统疾病接连冒出，全球变暖及臭氧层出现空洞，大量珍稀动物在人类影响下灭绝，而各种高杀伤性武器乃至足以消灭人类几百次的核弹被发明生产出来……
这样一来，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疯狂掠夺的持续进行，以及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恶性膨胀，使得人类不但成为了压迫自然界众生的野蛮统治者，而且也对自身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引下取得的“辉煌战果”只是暂时和表面的，当人们每一次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时，自然界都对人类进行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P383其实人类与自然的同一性应该是和谐、互动而非独断、单维的，人在现实中的存在，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在这一存在领域里，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处于异质同构状态。所以马克思要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5]P95
毕竟，大自然既是我们自身繁衍生息的原初起点，同时也是我们日常存在的基本立足点，人类可以改造自然，让自然向人生成，但这种改造不仅应该是合目的性的，并且更应该以合规律性为前提。因为实存交互性不但存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而且也蕴涵在主体跟客体之间。由此说来，我们对于自然而言其实首先是一种“被包含”的客体化的主体，任何人都不可能抛开自己的自然属性，去追求无终极、无限制的主观享乐。客体自然不是主体人类可以断然撇开的孤立“他者”，而是彼此“共在”的协同伙伴。那种“世界是我意志的表象” 、“人为自然界立法”思想所声称的纯粹个人主体性，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虚设，而且这种说法对于与大自然“共在”的人类而言，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非辩证、非唯物的妄言。
《国语·郑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如果人类一定要自私偏执地奴役自然，强迫自然的发展走向与自己武断的意志和欲望完成同一化，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就只能最终走向彻底的消亡。所以郭因先生在《我的绿色观》中指出：“不要一味强调自由。人类的自由如果妨碍了自然的自由，自然的不自由最终将使人类无法自由。自己的自由如果妨碍了别人的自由，别人的不自由最终将使人类无法自由。放纵物欲的自由如果妨碍了身心健康的自由，身心健康的不自由最终将使放纵物欲无法自由”，“自由应该是追求和谐的自由”。[6]P3
我国的古典美学和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方法论，还是在认识论上，都深蕴着“抑对立、扬中和”的和谐整一观，主张主客之间、人际之间和主体心灵内部，是一个以气相通的有机整体。简要地说，就是“道家特重‘天人和谐’；儒家特重‘人际和谐’；佛家特重‘自身和谐’”。[7]P69尽管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较为低下，作为客体的自然对作为主体的人在力量上还呈现出压倒性优势，故使得这种和谐观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是古人理想化、寄托式的意向性虚体，但这其中却蕴含了一种与西方文明中“主客对立、天人分裂”的哲学观所不同的宝贵基质，从而为偏于西化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文化资源，为中西互补后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因先生在中国传统的发展状况，于是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就呈现出一种既立足传统，又直面当代的综合实践倾向。对于现实危机，他提出要通过“由中致和”的全面协调的手段，实现整体和谐的目的。这其中，“中”是各得所宜（焦循语），各得所宜即为全面协调；而“和”是“无所乖戾”（朱熹语），“无所乖戾”于是达到整体和谐。和谐，从积极的意义说，是多样统一，多元互补；从消极的意义说，是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这样的自由与和谐，“才会给地球带来永远的生机，才会给人类带来永远绵延的生命”。[6]P3
擅长于哲学沉思，历来为美学之优势，但同时也常常成为美学面向现实的瓶颈。因此，是否能化“形而上”的沉思为“形而下”的现实关怀，就成为检验美学现世实践成败的一项关键指标。当下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其实是世态危机和人态危机这些人性危机的外在表征。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言，“享乐是市场的时代”。[8]P81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开发与繁荣，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富裕，然而它也同时为复杂人性中阴暗部分的滋生、膨胀提供了温床。对金钱、享乐的空前渴望和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使经不起诱惑者的狂热、短视和贪婪欲望达到最大化，而廉耻、理想和责任心降到最低点。此时，旧时代“畏天”、“敬鬼神”的外在精神制约已经在“上帝死了”的欢呼中坍塌粉碎，人们对于自然也不再怀有敬畏之心，毕竟各种现代机械的帮助下，已往一望无际的森林，现在不消一个月就能砍伐毁灭殆尽；过去威严耸立的高山，如今只要一个星期就能炸崩铲平。
而与此同时，尚在艰难创建中的新的道德秩序，又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以下试举一例说明。如，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现代传媒给大众带来了快捷的资讯信息，然而它同样也产生了相当显著的消极影响。某些秉承资本逻辑的不良媒体，为了加速牟利而总在推波助澜地创造着“快乐并堕落着”的种种神话，本来现在就有许多在市场浪潮中一夜暴富的富豪，在对社会起着负面的表率作用，他们“把自己从市场中赚来的财富几乎完全用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欲望，把自己变成捞钱和花钱的机器” [8]P395至于作为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健全道德价值观、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在他们的心灵中则是严重缺席，甚至是分文不值的。对此，这些媒体不是以辩证、负责的态度对之进行批判性的人文观照，而是以一种献媚式的话语姿态来褒扬、礼赞，它们只是惊羡或无痛感地“客观”描述富豪们那豪华气派的物质享乐型生活方式，而对于富豪们的钱是怎么来的，来得是否合理正当，往往含糊以对，甚至干脆避而不谈。这样就给大众留下了一种很坏的印象：为了敛财、纵欲可以不顾一切，“市场英雄”兜里的钱别人不问出处。结果这些表面上只是富豪们个人行为的种种表现，逐渐潜沉为一种市场时代的“社会意象”，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结构之中，关涉到政治、经济、法律、传媒、文艺等等各个层面。
可以说，当代的人性危机是综合性地加深的，所以要对之加以疗救也必须是一种综合性疗救，而以“大美学”建设为己任的郭因绿色美学思想便是在此处彰显出其优势的，它不是那种割裂自我与现实利害联系的书斋哲学，而是一种兼具绿色和谐情怀与红色审视精神的实践美学。因而它所着重的不仅是对于现实危机的阐释和分析，而更是对于危机的深层结构中的复杂成分的观察和把握，以及对于如何扭转危局、革新建构的执着思考。为此郭因先生曾在《走绿色之路》中，结构性地提出了自己跨学科的一系列设想：绿色经济学要讲三合：按照善待万物的原则去合理开发与节约使用自然资源；按照人类的非奢侈浪费的合理需要去进行合理的计划生产；按照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原则去合理分配与合理消费。绿色政治要讲三全：全人类共同作全人类的主；全人类共同管全人类的事；全人类共同享受全人类的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绿色论理学要讲三德：爱护天地万物的天人之德；爱护他人的人际之德；爱护自己身心健康的个人之德。绿色教育要讲三促：通过教书育人，使人人具有绿色思想以促进社会的真正进步；促进历史的健康发展；促进人类的真正共同幸福。绿色科技要讲三不：不浪费资源；不污染环境；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绿色教育要讲有利于提高三个境界：提高天人关系的境界；提高人际关系的境界；提高每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绿色传播要讲三个关注：关注人类各种建设，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的建设；关注社会公平，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特别关注公众人物的整体素质的提高……[1]
应该说，郭因先生这种绿色情怀与红色审视精神相结合的实践美学思想，并非一种纯主观构想，而是颇有历史精神和哲学意味的。因为从历史、唯物、辩证的实践观来看，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实践的需求性和中介性，已经使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发展史变成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在内部关系上和外部关系上既对立斗争又不断寻求和谐统一的动态平衡史。提倡走“绿色之路”，实际上就是力求达到“自然－社会生态平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学也就再也不能是一门仅仅关涉到自然系统的科学，或者说，再也不能只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生态学了。而这正是郭因先生的绿色美学思想的“革命性” 之所在。而在笔者看来，正因为生态学并不仅仅关系于自然系统，也关系于社会系统，这两大系统是相互交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而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就其内部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处理，使人与人之间，人自身的身心之间的物质精神需要产生良性循环” [9]P210;而且“人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所有的人都是在社会实践中有着复杂社会关系的人”，“人类的生产方式水平怎样，人类的生活方式怎样，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内部调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双向调节及其产生的动态平衡就会怎样。” [9]P215-216
而从整体性的普遍联系的哲学观来看，由于现实存在的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之间，以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是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着的普遍联系体，人因其所处境域的不同，所承担着的社会角色分工就相应地具有多样性，并在此过程中接受和思索着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丰富信息，因此对于自然、社会和人性的和谐性“绿化”，必须强调在整体性构造中实行多维度的融通和整合。而这正是郭因先生的绿色美学观的“科学性”之所在。
绿色美学主要以美学自身为建构的主轴，通过诗性观照来真化、美化及善化人们的心灵，但同时它又有别于那些把自我圈定于纯艺术封闭系统内的书斋美学，因为它理论和实践的外延是广阔的和开放性的，与其它学科体系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从而得以在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层维度展开和建构自身。毕竟，人的全面发展，就意味着其应具备个性的丰富性、能力的多样性和反思的独立性，此种现实关系和整体能力的全面性，使人能够自由自觉地渐次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协调好自我与自然、自我与社会以及自身的良好互动关系。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的对现实异化威胁的批判、纠正，对健全人格心灵的塑造，还有主体本质价值的赋予。由此看来，绿色美学思想不但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而且坚持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因为如前所述，全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