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最近笔者读到潘知常教授的文章《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他从美学领域提出应该接续上世纪初由王国维、鲁迅开创的生命美学的“一线血脉”，并且反思这“一线血脉”被中断之后给美学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困境；为开解这个困境，只有引入西方信仰之维、爱之维，才能完成美学新的“凤凰涅磐”。他的看法非常有见地，切中问题的要害。他的论文，与笔者多年的看法，不谋而合；从不同的问题出发，竟然得到相近的结论。笔者极其希望这种有益的学术探讨带来更大的收获。

    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文学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天生是属灵的。如果不探个体生命，文学就不能透彻，就有“隔”。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生命个体的成熟是和追问“不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对灵魂的思索。人对神的崇拜，事实上是对灵魂永生的崇拜。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此岸与彼岸的冲突，也才有对灵魂的叩问，对天堂与地狱的叩问，对神秘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叩问，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种叩问是个体生命与神秘世界的对话，其问题不是属于社会，而是属于个人。换句话说，其灵魂对话的内容是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化与社会化的。对文学这种本性的认识一直只是涓涓细流，中国文学多在感时伤世，背负国家、民族、社会巨大包袱的传统下发展过来。尤其在上个世纪，这传统几乎笼罩一切。今天正是适当其时，重提文学的个体生命本质，并以此来批评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为文学、美学探讨的深入进一新解。

    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中国文化的主脉——儒家，不关注和讨论灵魂的问题。孔子“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而远之”这种含糊的、疏远的、大而化之的对神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彼岸世界不感兴趣。“未知生，焉知死”，在他看来，全部问题都是生的问题即此岸世界的问题，而死的问题是生的问题所派生的。因此，他极端重视人的现实生活，所思所想都是人在艰难困苦的现实人生中如何仰仗自己的力量（不是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其他神的力量）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他只确认一个世界，一个此岸的人的世界，不确认还有另一个彼岸的神的世界。此岸世界是群体的人际世界，这个世界的和谐是人的幸福之源，维护这个世界的和谐是人的全部责任。无论是仁是礼还是乐，都是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道德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下的人，并不是充分发展的个体，它只是秩序中的固定点，而不是可超越秩序的自由点，它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因此也缺乏灵魂的思考与灵魂的活力。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反省，只是就范既定的道德秩序的自我修正与调整，其中没有灵魂的挣扎和叩问。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君子式的反省，其反省的目标是远离小人，端正处世姿态，并不是灵魂的拯救。相应的，其反省的特点则是静态的，即以既定的道德秩序与圣贤指示检讨自身的处世行为和做人记录，而不是灵魂的苏醒与论辩，反省中只有在固定参照系之下的小心翼翼的修正与调整，并没有彼岸世界远处的呼唤，也没有内心的大动荡与大呼叫。从古到今的中国作家，可以从儒家思想中获得某些现实感情力量，但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内在资源。

    从个体生命解脱的角度上说，庄子道家思想倒是给中国作家很大的帮助与启迪。庄子是中国第一个叩问人的存在意义与人生真实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人生充满怀疑。身为物役，心为形役，人的生命被自己制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所压迫、所窒息，制造出来的东西愈多，生命的负担就愈是沉重，那么，人类辛辛苦苦地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创造一个物欲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类吞食了智慧果之后学会了分辨生死、祸福、是非、善恶等等，可是，祸为福所依，福为祸所伏，表面上是你在梦蝴蝶，说不定是蝴蝶在梦你，你无穷无尽地追求名声、地位、权势、实际上恰恰被名声、地位、权势所摆布，荣辱、生死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人如何摆脱自己制造的概念、名称、机械和物质世界而作逍遥游？庄子这种怀疑精神和逍遥精神启迪了中国作家、诗人，助长和滋润了中国两千多年的隐逸文学和其他类型的个性生命文学，意义非常。然而，庄子对存在意义的叩问是一种消极性的否定性的叩问，叩问之中打破了生死、祸福、是非等界限，取消了对立，但同时也失去了关注，失去了密切。所谓失去了关注，是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再也没有现实情感和现实精神创造的关怀；所谓失去了密切，是再也不理会人内心世界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紧张，更谈不上灵魂的挣扎与呼喊。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一套“贵生”、“心斋”、“坐忘”的修炼模式，更是淘空了内心的矛盾与对立，只让肉身伸延到不死不灭不忧不愁的神仙世界里，那里只有世俗之城，可一点也没有精神之城的影子。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作家，会有潇洒，会有怀疑，会有对现世人生的叩问，但不会有对灵魂的叩问和灵肉的根本紧张。

    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缺乏叩问灵魂的资源，因此，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我们迫切需要的工作，就是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灵魂深度，探讨它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在这里我们特别借用一下俄国的杰出思想家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的思想意象。舍斯托夫著写过《在约伯的天平上》、《雅典与耶路撒冷》等名著，还写下《旷野呼號》这一宗教哲学论著。这一意象来源于《圣经》，说的是一个希伯来的先知向来自荒漠的犹太人发出号召削山填壑，为上帝开出一条路来，但是犹太人没有听从先知的呼唤，于是，先知的呼号成为旷野无人理睬的呼号。舍斯托夫借此意象展开他的思想。在他看来，旷野上无人理睬的呼号，正是灵魂的呼号。也正是这种呼号，（而不是思辩哲学）为人们开辟了走向真理、走向担负人间苦难的道路。舍斯托夫在此书中通过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的阐释，批评了历代思辩哲学家对必然性和理性原则的崇拜和对人间苦难、不幸、眼泪、绝望的漠视，整部著作本身就是对灵魂的叩问。舍斯托夫在论述中，发现与“灵魂呼号”相对应的概念是“思辩哲学”，这一对立也可以描述为“旷野呼号”与“学院理性”的对立。而我们则发现，中国文学缺乏的正是“旷野呼号”，而与之相对立的是“乡村情怀”。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乡村时代，所有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尤其是正宗的诗歌、散文作家，其作品的基调都是乡村大背景下的人生感叹。无论是被视为“现实主义”还是被视为“浪漫主义”，也无论是被命名为“载道派”还是“言志派”，都没有越出关怀世道人心和感慨天地人生的范围，基本上是现实生活的咏叹调。而咏叹之中或咏叹之外，我们都很难找到旷野的呼叫——灵魂的叩问。即使是屈原的“天问”，也只是对大自然与某些政治历史问题的叩问，并不是灵魂的叩问。屈原对大宇宙的呼叫不是灵魂深处的冲突与呐喊，而是现实困境中的大呻吟。他的质疑，是对自然之天和现世权力之天的质疑，不是灵魂的对话与争辩，因此，也难以说得上具有灵魂的深度。屈原的《离骚》，更明显是现实人生的感叹。在长诗中，有现实人生的“法庭”，没有灵魂的“法庭”。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其主流都是《离骚》的伸延与变奏，因此，表层的牢骚怨恨很多，深层的内心呼叫对话少。

    中国的小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红楼梦》之前，也缺乏灵魂的维度。从唐传奇到“三言二拍”，其中虽有轮回、转世之说，用的是世间因缘法，却没有个体生命内部灵魂的紧张。即使是影响最大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以及广为流传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其中的人物，无论是大奸大恶、大忠大贤还是才子佳人、精魂孤女，都缺乏内心的紧张。“宁教我负天下人，决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这种“豪杰”性格与两极决断的心态实际上是普遍的心态，这里没有内心的冲突。而有些人物在重大行为抉择之前虽有内心的紧张，但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灵魂冲突，例如宋江、卢俊义的“上山”，几乎完全是被逼的，即是环境与他人逼迫他们选择，并非他们本身灵魂论辩的结果。《水浒传》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林冲，他虽然也有犹豫，但其“反叛”与“不反叛”之间的冲突，也只是现实选择的利害权衡，作者并没有赋予林冲的犹豫以形而上的意义。